政治的策略性虚伪性与透明度  杨十郎

           此文写于1988年，未能面世，录以备存

我们的十年“文革”可以说很大地败坏了“政治”的声誉，弄得有一段时间一些姑娘找对象都事先声明，非科技干部、教师不愿与之一谈，对那个行当的人只好敬而远之了。

搞科技的说硬度、酸碱度、速度、溶解度、温度、比重、压力、波长、离子数、电流、电压······他有个客观仪具做他的忠实秘书，但搞政治的却不同，正确与谬误就抽象得多。除公理之外，还有“婆理”，而且就是“公理”也有等差。并且“公理”有时也会卖身视权势的大小为价值取向。并且为了达到目的政治可以把什么都作为手段。尼克松（做过美国总统的）有个比喻很生动：如果水池子能端起来，恨不得把水池子向对方砸去。实际上我们那个十年端起了比水池子更厉害的东西。要打倒你，几篇千字文、一个剧本都可说你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固然是弄虚作伪，但已沦为陷害了。

记得前苏联围剿帕斯捷尔纳克的《日戈瓦医生》时，总说它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不让作者去领诺贝尔文学奖不说还要把作者开除出作家协会。但后来赫鲁晓夫读了那本小说，看出里面没有任何“反革命”的东西时，也不愿马上给它平反，“因为不久前我们的宣传机器刚对它大动过干戈。”我们五十年代大张挞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阵浓黑的烟云过去之后，我们的局内人未必不清楚那很有“言过其实”“莫须有”的味道，但为了党和政府的威性，谁又愿谁又敢公正地哼一声。就说《人民日报》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稿登错之后，本来周恩来是主张改正的，但“以后却由于更大的政治需要而决定不予改正”（见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了。

工程计算、科研则不同，一经发现错误就非立即纠正不可，如果也“犹抱琵琶半遮面”那就将危害匪浅了。

赵高、李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把那个崩于沙丘平台的始皇帝的死因严密的封锁起来，不发丧，把棺材放在辒凉车中。每天照样给上敬食，百官也一样奏事——当然这得经过赵高、李斯为中介，否则就会露马脚。尸车经井陉，抵九原刚好遇上热天，发起臭来，于是只好再载一石鲍鱼作伴，尸臭与鱼臭一混当然就掩盖过去了。为了破去始皇帝死前留下的封书，不演这出假戏，怎么能达到目的。

又说我们的大跃进，明明是浮夸风等造成的灾难，却硬要扯到天灾上去。明明好些地方饿死了人，但硬不让人民知道实际情况。对那些在大会小会说了老实话的人反而指为“恶攻”——“共产党领导下都会饿死人？”不敢正视弊端，就妨害了我们前进。

话又说回来，我并无意否认政治的策略艺术，一些事件发生之后有它的期间的保密性，处理问题也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列宁一句很有名的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很恰当。但是政治的虚伪性与政治的策略性是本质上绝对不相同的东西，虚伪性在于欺骗，策略性在于机动。

政治应该有透明度，人民应该有知情权。

                                       （1988，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