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自恋情节    杨十郎

由于美国的民谣歌手、民谣诗人“意外”获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引得中国的杂文作者“奇想”起来：“诺奖会颁给杂文家吗？”作者的结论是：“一切皆有可能！”（《当代杂文》第277期）我以为这是不折不扣的“自恋”情节。这“自恋”情节包含两个方面的要素，既不知己（杂文），也不知彼（诺奖）。

鲍勃·迪伦获奖并非偶然。能结成一两公尺后的冰岩，那不是一日之寒的功夫。他不是像中国媒体廉价的慷慨地捧出的诸多歌唱界的天王、天后，划破天穹一闪就什么也没留下。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多斯说：迪伦的歌曲是“献给耳朵的诗”。其实，迪伦大部分作品成为当时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圣歌。他的著名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荡》及《变革时代》成为美国反战和民权运动的“国歌”。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以为把诗歌和民歌结合起来就是行吟诗人的特点。在欧洲查理曼大帝时代行吟诗人就首开了口述文学的先河，而在美国迪伦却是首创。前滚石乐队的贝斯手说，迪伦的作品“绝无始终如一的范式，道德上的说教的花拳绣腿或心灵鸡汤式的精神食粮。他的抒情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关照和主题是永恒的，在任何时代，很少有诗人能比他的作品产生更大的影响。”

就拿以上几点看，“自恋”的杂文（按：杂文是中国的，外国文艺学中没有这个概念。前苏联叫小品文，代表作家是别德内。杂文是上个世纪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形态下产生的特殊文体，以鲁迅为代表，虽然延续至今。）能举出一点与之抗衡吗？“奇想”的作者自己也列举了我们杂文的弊端：“如今杂文园地反复发酵的，不少还是那些浅尝辄止的大路文章，不痛不痒的嚼人牙慧，了无新意的爆炒剩饭，逻辑混乱的东拉西扯，见识浅显的发蒙习作。”但中国杂文的生态还不仅于此——中国杂文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借闻一多先生论律诗的说法）”。由于有“铐”，你舞得“魁星点斗”么？能舞得“大鹏展翅”么？由于有“镣”，你舞得“金鸡独立”么？颈还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向前点，也可以左右摆移（有一个少数民族的舞蹈有这个动作，还不失优美）；肚皮舞虽不伤大雅，但恐不合杂文的身肢。

另外，诺奖不会，永远也不会颁给脚不出户的里弄文学或胡同文学。作者提到鲁迅曾获诺奖提名，但鲁迅获诺奖提名并不是因为杂文。还没有听说鲁迅的某篇杂文翻译为某种外文的事。只有《阿Q正传》有几种英译本，有法文译本，俄文译本，世界语译本，日文译本。（德文译本的出版是在先生仙逝以后的事。虽然先生活着时就有人译为德文，但没有出版。见戈宝权《阿Q正传在国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北京版）如果莫言先生的小说没有译成英文，恐怕他也无机会获此殊荣。

据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莫言找到了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labiatt），而且葛浩文的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甚至不是逐段地翻译而是整体翻译，等于编译。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色彩”（按：戴乃迭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人，也是翻译家，她与杨宪益共同把《红楼梦》译为英文。）。这种译法美化了原来的中文。

如果莫言遇到了把“天河”译为牛奶路的翻译家，把《念奴娇·昆仑》译为昆仑是“念奴娇”的作者的翻译家，恐怕运气就不会有这样好。按顾彬的说法在中国比莫言写得好的作家很多，但他们的作品因为没译成英文就缺了个机会。

据《参考消息》2017年1月4日：《语言仍是全球科研交流大障碍》（按：文学亦如此。）。文章举例说，2004年1月全球曾爆发大规模禽流感。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很快发现了禽流感的一个亚型H5N病毒感染猪。这发现本应很快引起全球的警觉。但由于报告是用中文撰写的，因而未能引起广泛的重视。科学界的论文普遍用英文撰写这已成为定例。按有“奇想”的杂文作者的假设，就算中国杂文界出了一个现代版的韩非、李斯、魏征又怎么样呢？外国人能读到《孤愤》《五蠹》《谏逐客书》《谏太宗十书疏》么( 按：诺奖的惯例，从来没有一位散文家、诗人因为一篇散文或一首诗而获此殊荣的。此处姑且认为“奇想的作者假想合理” )？因为这些现代版的文章发在只有内部刊号的报纸和期刊上，到头来还不是一个“孤芳自赏”了事。“自恋”始，也“自恋”终。

面对诺奖，我们总不会发阿Q式的感叹：“我们先前比你阔！”

                                        《当代杂文》第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