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打扫奥吉亚斯牛圈    杨十郎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评马丁·路德：他“不但扫清了奥吉亚斯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德国现代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充满胜利信心赞美诗的词和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全卷P362）

   恩格斯指的是马丁·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亨·海涅在《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中称这诗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

   奥吉亚斯是古希腊西部的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很大的牛圈，养着三千头牛。但这牛圈有三十年没有打扫过，积粪如山。后人就以此牛圈形容最肮脏的地方。（戈宝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P92-95）恩格斯涉及到“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牛圈”——我想这正是我们这汉语使用状况的现实。我们的现代汉语失去了吕叔湘、朱德熙、叶圣陶、王力（王了一）、杨伯峻、陆宗达这些曾以严肃的态度使汉语精准化的前辈。他们在上个世纪或推出“文章病院”或通过语文评点或通过语文著述都在做清扫汉语这个奥吉亚斯牛圈的工作。但我们经历了两次读书无用论（“文革”时期及唯金钱观冲击的新时期）的影响与侵袭，现时代，整个儿文化界、知识界正以浮躁的随心所欲的漫不经心造就了汉语这个奥吉亚斯牛圈（前些年有教授感叹：我们的好些研究生使用不来标点符号。）。

   首当其冲的当是中央台（电视）隔三差岔五就会读错字音或用错成语。这些主持人据说都有高学历，有的还懂一门以上的外语，但他（她）们以汉语为传播工具却在他（她）们占据的“要津”，不断扩大语言的负面影响。“水”和“雨”分明是两个外延与内涵都有差异的词。但气象预报一会儿说“降雨”，一会儿又说“降水”。常识告诉我们：“水”是类概念，包括雨水、河水、海水、泉水,热水、冷水、开水,污水、纯净水······我们能说天降大雨，却不能说天降大水；明天有大雨或暴雨，却不能说明天有大水或暴水。但中央台就这样巧舌如簧地摆弄着不准确的表达。08年奥运会有一位运动员名“珺”，播出时有人读为“君”，有人读为“jǜn”(按：后读为是)；中央台播出的相声，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将“乐”读为“音乐”之“乐”；经常把“标识”读为“标识（shí）”（按：“标识”“标志”音义都同）；把“委蛇（yí）”读为“委蛇（shé）”······五套解释足球赛把胜利了再求胜利说成“卷土重来”；把参加“春晚”演出说成“粉墨登场”（按：此成语当用为贬义。）；多次把“差强人意”用为不如人意（在播出老年用品时用过，在播安第斯山的天气时用过）。特别是“美轮美奂”，中央台可以说用得漫无边际的滥。此语出自《礼记·檀弓下》：“晋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这段话说：晋文子新屋落成，晋大夫发礼往贺。张老赞叹道：漂亮啊，高大的房屋（轮：轮囷，高大）；漂亮啊，这么多装饰华美的房屋（奂：奂澜、众多）！可以在这里奏起祭祀的乐歌，可以在这里放情地悲哭，可以在这儿会聚整个儿宗族。就这么一个歌颂房屋众多，房屋华美的成语，中央台却特别钟情地重复几十次地若干年地使用它。黄浦江的夜景是~，小城雨落得来~，湄公河上的灯光也~，探戈跳得来~，雕塑雕得来~，电影演得来~······这不是语言的发展、演变的问题，是误用，是滥用，但它起到了“三人成虎”的效应——特别是在当前浮躁风漫卷华夏的大环境中（据联合国统计，中国人均年购书量与读书量世界上都靠后）。

   再说纸质媒体。一句柳亚子的词“战犯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一个“仇”就难倒了四川省八所高等院校的“教授、青年学者”加上出版部门的专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精装本P206）：“仇美帝：1950年10月美国纠集15国军队，打着联合国旗号侵入朝鲜北部，威胁中国东北，战争气焰十分猖獗（按：且不说此处当删除“战争气焰极为”改为“十分”,因‘猖獗’的不是‘气焰’，而是‘敌方’），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发起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的宣传运动。”稍加思考就会发现问题。“仇美帝”的主语，分明是“战犯集团”,注释中怎么忽然变成了“中国人民”呢？原来参加编写的专家、教授们在“仇”字（词）上卡了壳。《说文解字·段注》：“仇为怨匹，亦为嘉偶。”意思是说经常闹矛盾的夫妻叫“仇”，和谐亲爱的夫妻也叫“仇”。旧戏文中称所爱的人为“冤家”也就是“怨匹”之义。但此处“仇美帝”之“仇”，名词动用，意动，即“以美帝为仇”：把美帝视为一鼻孔出气的同类，一丘之貉。“战犯集团仇美帝”与“和平堡垒拥苏联”构成一联反对。另外，《左传桓公二年》，晋穆侯的太子取名为“仇”，原因是打了败仗不高兴，二儿子名为成师，因为打了胜仗。晋大夫师服发了一番议论：“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古之命（名）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P九一--九二）恐怕段注本此。

   令人奇怪的是本书的编者在“后记”中说编辑本书借鉴了国内出版的10部鉴赏毛泽东诗词的书，是否十大本都在“仇”字上偃旗息鼓了呢？

   在上海的翻译考试中，汉译英：“富贵不能淫”，有人译为“Be rich,but not soxy”（有了钱，但不能性感），据说是研究生级。（按：语出《孟子》，“淫”即“淫之”，使动，使之淫，使他迷惑本性。“淫”：迷惑。）韩国的中央日报却把板子打到“中国人”的屁股上，刊文曰《令人寒心的中国人的汉语功底》。

   其实，韩国人的“酷评”倒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不妨引数例以“应和”之。杂文《五四式手枪及其它》：“试想歹徒行凶，多是早有予谋。”（按：“予”误，当为“预”。“予”是我之义。《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杂文百家专访》与《杂文界》都原误未动。有一个《法制报》与《精神文明报》、《中国青年报》都在制造鸟的冤案，把“饮鸩止渴”都误为“饮鸠止渴”（按：“鸩”是毒鸟，“鸠”却是驯良的鸟儿。）。《四川经济报》与一部长篇小说多处都把“作祟”误为“作崇”。《光明日报》与《八十年代台湾代散文选》都把“蜚声文坛”误为“斐声文坛”。一个省报揭发剽窃者说“不仅为人不耻，而且也触及了法律”。此处当为“不齿”。（按：“齿”为门齿，门齿是成对排列的，“不齿”即不认为是同列的、同等的，有瞧不起的意思。）《新时期优秀散文选》把“中肯”误为“中恳”。《文汇报》引《易经》，把“君子以自强不息”误为“自疆不息”。八十年代新潮丛书《伊甸园的躁动》卷把“病入膏肓”误为“病入膏盲”。（按：《说文解字》：“肓，心下鬲上也”说的是人体的一个重要部位。“盲”说的是眼的一种功能的丧失。）《群言》、散文《西湖漫笔》、《人民日报·大地·古风今韵长安》等都把“流连忘返（或‘流连忘反’）”误为“留连忘返”。一字之差既改变了成语的内涵，也侵犯了成语的“神圣”（按：成语有相对的定型性，有意义的完整性，有时间和空间的习用性〈如“每下愈况“与“每况愈下”，“唇亡则齿寒”与“唇亡齿寒”〉，有形成的历史性〈文献与历史故事〉）。“流连忘返”语出《孟子·梁惠王下》：“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返谓之流，从流上而忘返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从流下”就是放舟随水，用吴均的话说就是“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忘返”就是玩得不想回去了。这就叫“流”。“从流上”就是叫人拉着船逆水上行，这样玩得不想回去就叫“连”。《说文解字》释“连”为“负车也”，从“走”与“车”，会意。此处由拉车而行引申为拉船。“从兽”用杜甫“壮游”时期的情况讲就是“呼鹰逐兽”（打猎）而忘返就是“荒”。饮酒饮得来昏天黑地而忘返就叫“亡”。孟子讲的就是四种荒废政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四种腐败之风）的类型。一用为“留连忘返”就大悖其义了。（我手头有上百条类似的例子，不赘述。）

   如果再加上行文中语法结构残缺而导致的语意不明，汉语这个奥吉亚斯牛圈就更加纷乱不堪了。姑举几篇获奖杂文以见一斑。《杂文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识》（获优秀奖）：“他（按：指鲁迅）强调：‘作者的任务，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任务”是“神经”是“手足”怎么讲？很费解。鲁迅的原文是通达的——“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鲁迅全集》第6卷P3）原来“神经”是指杂文作者的敏锐和机智，“手足”是比喻“反响”、“抗争”的方式，宛如使用“手”和“足”在掌握进退。有一篇《杂文的警句》（获优秀奖）：“文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警句，作者从‘哀之’引申到‘而不鉴之’的危险性，呼唤人们吸取历史教训····”“···的警句”仅仅是一个名词短语，这个警句怎么样，作者还没述说 却接下去讲另一个意思了。如果在“的警句”后加上“相当精警而富于启发性”之类的述说，意思就明白了。有一篇《什么是杂文的真实性？》（获三等奖）：“这里就有个掌握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掌握立场”怎么讲？“掌握观点”也别扭，“掌握方法”似通非通。我们一般的用法应该是站在什么立场或从什么立场看问题；持什么样的观点或坚持什么的观点，采用什么方法。写文章做不到清楚明白的表达语意，表明作者还没跨过“基础”这道槛。

   慢说一个小小的杂文作者没过这道槛，还有一大批名人、名单位也被这槛难住了。印象中国、2006年维也纳·中国新民歌经典音乐会，而且是“庆祝中奥建交35周年”出版的光碟，烫金盒子，汉英对照的目录册，奥地利维也纳市长有题词，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有题词······但在这豪华炫目的富贵气之下，忽然露出暴发户的寒酸：音乐会分四部：壹（天）贰（地）叁（人）肆（合）。正如老歌德所言，不懂魔法就不该操纵它。好端端的壹、贰、叁、肆有什么不好，你偏要来个“天地人合”——“合”分明露了马脚。我们的孟子早已言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出“洋像（该说‘出土像’吧）”出到国外去了！

   在“国学热”中，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20册《大家国学》，包括名家如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等。其中《大家国学·金克木》卷说：“思想由语言而传······语言必须仔细推敲、斤斤计较”（见该书P116）。目的就在于精准地表达。说到精准表达，我忍不住还得回到“空穴来风”上。《杂文月刊》8月号上“三人行”素宁先生说现在《现代汉语词典》某版已说“现在多用来指消息和传说毫无根据”，故而“不应指错；如再用作‘有根据’反而不对。”我想问：谁指？是经典著述还是经典文献？清代学者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段注》序中说段玉裁的“注”，“盖一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承认了段注的历史价值与崇高地位。为什么？王念孙说段注能“揆诸经文，例以本书”，所举经义文例实在明确使“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按：文字之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这是字典（词典同）的价值所在。一个“空穴来风”今日引车卖浆者流都不会用错，大家都明白空穴不来风，难道四周是高大严密的水泥墙还有风吹来吗？误用分明是受浮躁风深度侵袭的电视台主播及其“嘉宾”的胡言乱语造成的三人成虎负面效应的“劳绩”。词典就不该媚俗。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的编辑队伍中有的是半吊子“专家”。崔道怡著《方苹果》（二十世纪留言文学丛书）说，他发现一句“元帅自通”提出异议，责编反问：元帅不自通，“小兵豆子能自通吗？”（按：当为“无师自通”的误排）；又：原稿“落汤鸡”本不误，但责编改为“落汤鸭”。理由是“鸭子掉在水里，正好顺乎本能，得其所哉；鸡掉在水里岂不淹死了么？”真使人哭笑不得。

   语法家吕叔湘教授在《语言的演变》中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运动、变化、发展，但“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这儿分明道出了语言变化的一条规律：渐变。语言如果采用突变的方式如政权易手，国家易帜，汉朝人不但读不懂秦人的文献何论商周；现代人不但读不懂大清文献，何论唐宋？一个经典的科学性很强（经得起现代的实证科学的检验）的“空穴来风”有某编辑可以不“揆诸经文，例以本事”（按：即在经典文献中选取作为“本书”即字典、词典的例文。张三、王二麻子，他大舅、我家姥姥说的话是不能作为字词典的例文的。）就草草改变它的含义，而且是从正到反的一百八十度“革命”，这有合理性吗？《大家国学·总序》说：中国的振兴已经在国内外造成强烈震撼，“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我担心：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或高明的汉文读者会像韩国媒体那样发出感叹：中国人不但汉语功底低下，而且自个儿在作践自己的语言。

   一句话：打扫汉语的奥吉亚斯牛圈需要大家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