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大，还是国大；党纪处治是权威，还是国法制裁是权威。一个官员（往往又是党员）犯了事该用什么尺度去处置。用党纪（从党内角度看），还是用国法（从国家的法制的角度看），亦或两者并用，亦或是以党纪处治代替国法威严。这回成锡锋（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道出了个中情由。成说：“党纪理应严于国法”（《南方周末》：《双规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吗？》2014年1月2日）这透露出国内许多个案的几多玄机。

且看现实：《南方周末》2008年11月6日“法治”A6版，大字标题：《煤管站长截留公款上亿，挪用过半只受党纪处分》。下面是该报道的部分内容：山西省运城市纪委发了《关于给予张林同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决定》。张林开的五个账号，“这五个账号上，张林所隐瞒、截留的专项基金达1.14309356亿元”。“山西知名律师杨力认为，对这样性质明显超过一般违纪的案件，没有移送司法机关调查，有点不可思议。”“刑法规定，对个人挪用公款的行为，超过三个月未还即可定罪。”这就是“党纪严于国法”的生动诠释。如是非党人士截留公款就没有这种便当，他会被直接送交司法处治。非党人士少了一张“党皮”，犹如一只秃尾壁虎，遇着危难不能施用断尾脱身这一招。张林则不同，他可以先脱掉一层“党皮”——也即是断掉一截尾巴，然后安然脱逃，这是仿生学的政治版。翻翻旧报，就有《南方周末》1997年9月19第9版大字标题《书记强奸 不用坐牢》。这是“党纪严于国法”的又一例。这一切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初衷。恩格斯就说过：“我们成为一个大党，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P354）

党就是党，国就是国。在民主国家，这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只有特别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往往党国对举，党与人民并称。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年来使人觉得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就是国，或干脆就叫“党国”。（我们没有“党产”这个概念，国库就是党库）事实上《党有自身的利益是客观存在》（《学习时报》2010年5月5日文章，《南方周末》2010年5月13日第32版“评中评”〈一周高论〉摘引）。文章说：“如果没有党的利益，党的活动经费算什么？······与不讲利益相关，在执政中也必然不讲成本。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计成本地搞政治运动，公款消费数额之大乃至直到现在都令其它许多国家执政党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关。”我们建国以来的所谓政治运动，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党的路线、党的方针，或为了解决党内矛盾而假人民之名或阶级之名开展的运动。

“党”的规模再大，它也大不过“国”。“党”的利益怎么也不能和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划上等号。“党”，按《说文解字》段注，引《释名》说，在古代仅仅是一个民居单位，“五百家为党”。《礼记·学记》说“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术”是州，“国”是都城；“塾”“庠”、“序”、“学”指的是学习处所的规模与级别，等级分明。中国文化典籍中“党”大都为贬义。多用为持私利的小集团。如唐朝的牛党、李党等。《韩非子·解老》：“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主持正义必定公正，有公心就不偏向小集团利益）。“义端不党”（理由光明正大，就不顾及小团体，）（《韩非子集释》P三四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还是从这“原生态”义引申而来。在无党禁的国家，“党”更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玩意儿，一二十个人就可注册成立一个党。插一句杀风景的话，《说文解字》释“党”为“不鲜也”，“从黑，尚声。”（“党”的繁体为“黨”）话说回来，八千万党员看起来是一个大数目，但比起十三亿来仍是个小不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或国家利益。以“地方清退‘不合格党员’”的标准看，就更能明显地见出这种差异。党章中对劝退、或除名规定的条款有如“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或有“三不”（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或不交党费，或不做组织分配的工作）之一的（《南方周末》2013年9曰6“时局”，《“党籍不再是保险箱”——地方清退‘不合格党员’渐成气候》）。不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等只是从党的角度的起码要求，它与老百姓（人民）的利益比如住房、医疗保险、社保、受教育的权益·······并无关系。这次清退还有个说法：“党员没有党员的样子，觉悟比不上群众”。这些都与“国法”毫不相干，“国法”考量的是：你侵犯了公民的权益没有，侵吞了国家财产没有，辱没了民族尊严没有，出卖了国家利益没有等等。“党纪”处治，其本质上仅仅是维护党的声誉——官方的套语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纪”约束的方法是内部自律、自我完善。但这方法因失去了外部有力的监督，事实证明收效甚微。可用“死刑官员曾锦春”一句话作佐证或曰反证。曾说：“我当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也不敢监督我。”（《南方周末》2011年3月14日头版及9版）我们也不能忘记正证：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不到一年时间两次重复了相同的话——“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是由中纪委、纪检监督检举揭发出来的。”（《南方周末》2014年元月2日第32版，《南方周末》2013年元月17日“大参考”，2013年李用的是“二十多年来”）

能引起世人思考的是美国。它不过是仅仅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移民国家，何以能聚民心，成为当今各方面的世界第一，从各方面看它都领先其它国家二十多年。“显然，宣布信念的《独立宣言》和落实信念的《合众国宪法》可以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两个文献”，美国凭法治而强大。（钱满素：《信念的传承——美国文明文献史序》，《随笔》2014年第2期）克里斯托夫·金说“美国人以宪法的制衡原则为豪”（《美国，还是第一》P103，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北京第1版）。中国的软肋正在于法治体系的脆弱，当此之时强调“党纪严于国法”甚而实行起来以“党纪”处治代替“国法”，于国、于民、于党、于改革开放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