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没有活到现在，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高科技的采用，由于强调人权、民主、法治、现代化管理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和矛盾已经失去了非生死大搏击不可的境遇了，甚至出现了一批公民享有高福利的国家，这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党要们值得一思的问题。

﹡所以向来标榜“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说“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应该是最基本、最当然的承诺。但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几十年历史，在这许诺面前我们不但不应该有丝毫的矜夸，倒是应该深刻的反省与自责。这似乎与《往事与随想——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苏共声称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人都知道这是谎言。”有点类似。

一

 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风靡一百几十年至今，功不可没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虽然恩格斯谦言：“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P108）他们立脚于苦难的现实，“他们＜按：指现代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本身也成长了，“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达到了”。而且，“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而，《宣言》提出了“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无产阶级似乎就成了新的统治者，不。并不是像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翻版。推翻一个不合理的政体又在其机体上建立一个同样的政体。刘邦胜利了，李自成胜利了，自己又成为一个新的帝王。无产阶级“以统治阶级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它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上引文均见《共产党宣言》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P264-273）

《宣言》所谈到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描述一样。“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的今天就吃光”，“谁要是生而为工人，那么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导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P51）。

《宣言》所描述的图景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社会：“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308）这似乎可以使我们想到《礼记·礼运篇》讲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用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中华书局《四书五经》<中>，《礼·礼运第九》P一二0）这当然是彻彻底底的空想。因为它不讲生产，生产关系，完全脱离了一个一个的历史进程。《宣言》则立脚于历史，它最后宣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二

但是，《宣言》仅仅是一个纲领，，总的目标。要实现它得等待历史蹒跚的脚步，或者共产主义者努力去创造那么一页历史。苏共付出了七十多年的努力，泡汤了，现在世人的目光就盯在被外媒（如德媒）称为后共产主义加集权主义的中国（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许我们的党要、政要们正在做自己的努力。但这必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闭着眼睛遐想“人不独子其子”（即是说人们不唯独把自己的儿子看着儿子给予爱，也要把别人的儿子当着自己的儿子一样给予爱）容易，但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就以才发生不久的兰考大火爆出的“弃婴王国”而言，袁厉害付出了“那么多的爱”，收养了那么的弃婴（多为智障儿），她就在实践“不独子其子”。但，一出事故，当地政府就出来定性——实则是在卸责：非法收养。那么，几年来“爱心妈妈”的行为有目共睹，政府为何不出来合理收养呢？

再说，理论家、思想家不一定是炙手可热的执政者，执政者——我们古代叫“肉食者”，不一定是思想家或理论家。恩格斯是理论家也是思想家，他早就断言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不是不可以批评，只是需要有一个发展的历史时代。《共产党宣言》出过英文版、俄文版、德文版、波兰文版等若干版本，恩格斯都根据改变了的历史补写了长长的序言。马克思死后，世界历史已经起了若干变化，所以他不再坚持《宣言》中主张的“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说“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点。”（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274）

恩格斯没有活到现在，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高科技的采用，由于强调人权、民主、法治、现代化管理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和矛盾已经失去了非生死大搏击不可的境遇了，甚至出现了一批公民享有高福利的国家，这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党要们值得一思的问题。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访问了美国，他说“在这十个月中，美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国家中至少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使欧洲社会分裂的那种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不可能发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美国版序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P7，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版）。他因而著文“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把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范围中解放出来。这个理论在抽象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P23）这也算是对《宣言》的修正。但当今的执政者却不同，不但自己不认真思考历史与现实，甚至还凭枪手胡乱拼凑些口号权作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是。共产党不是生产党、科技党，它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共产党不是知识党、文化党，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可吸收为党员，它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对此，我已写过九篇文章作了评述，但对这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去则表示过一点希望：但愿如此——不过现实中或历史中给我们的却是一连串的尴尬。漫天神圣文字帷幕后却是满地鸡毛。当今世界各类政党计有5000多个（见俞邃主编：《外国政党概要》）。管它保守党、自由党、工党、基督教民主党、共和党、自民党、自中党、大国家党、“非国大”······它们都无例外地要向选民承诺，在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就业、住房、工资增长······诸多方面作出改善，所以向来标榜“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说“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应该是最基本、最当然的承诺。但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几十年历史，在这许诺面前我们不但不应该有丝毫的矜夸，倒是应该深刻的反省与自责。这似乎与《往事与随想——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苏共声称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人都知道这是谎言。”有点类似。

首先应该反省的是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按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的说法，这“开了建国以来通过政治运动解决不同意见的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党史出版社《我所亲历的胡风案——法官王文正口述》，2007年1月第1版P55）该书统计，在1955年这次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捕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这“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冤案”给57年“反右”立下了一个“样板”，官方说打了50万右派，学界研究说至少有100万受害者，在运动的当时或稍后却没有谁出来“申冤”——胡风案就在前不久，大家心知肚明。巴金后来回忆说，在反右之后人们不仅不敢讲真话，而且不敢不讲假话。这又直接导致了58年大跃进说假话、办假事、报假功——假成绩也是成绩，亩产几万斤更是了不起的成绩——没有人敢正视缺点，谁还敢去攻击伟大、光明、正确的共产党。这就导致了历史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的59-61年中国大地上饿死的三千多万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十期：“毛领袖的权威无远弗届，专政的铁拳无往不至，强大的舆论攻势足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才造成三千七百多万百姓主要是农民被饿死，亘古未有的大灾难！这个数字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死亡的总数，也超过1949年以前2129年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死亡二千九百十一万人的总数。”

但是《人民日报》1960年“十·一”“国庆节”社论却说：“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遇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社论多真诚啊！但林肯说：你可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河南信阳事件就极其典型。1958年全省粮食实际只有280亿斤，河南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最后结局是全省性高征购。完不成任务就“反瞒产”。捆、绑、吊、打、捕是普遍使用的招数。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而且外逃要饭活命的路也给堵死了。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见《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P492-494）

贵州、安徽、四川、甘肃······都一片饿殍，哀鸿遍野。

不仅如此。我们当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为了硬撑大党大国的面子竟回绝了苏联、美国的粮食援助。据解密文献：中国大饥荒，苏联决定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但毛泽东一口回绝。毛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毛泽东还向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毛真的在履行程朱理学吗？恐怕未必。不妨引鲁迅先生的倒还合适的一句话，“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1＞P121）。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未对中国的困境袖手旁观——他们的价值观之一就是“人道”。1962年2月美国提出一份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方案：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甚至说硬通货的方式也可在情况好转时兑现。另一个是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赊销方式每年出售1千万吨小麦给中国。另外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穷人送救济包（美国人太天真了，这岂不是在向中国人显示：资本主义好么！）但毛泽东通过王炳南传达了他的立场：中国人民（按：又在借用）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靠别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作交易。

中国人岂止于“赢得胜利”，中国领导人还善于寻找表达胜利的方式，体现胜利的主观感受。据说在拒绝美方建议的同时还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了毛泽东的反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美方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则哈哈大笑。

这时我想起另一个很会找乐子找胜利感受的阿Q来。

闲人忽然看见阿Q头上的癞疮疤，突然说：“原来保险灯在这里！”但阿Q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他头上的癞疮疤是“并非平常的”癞疮疤，“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疮疤”，他于是说“你还不配······”（按：画外音似乎在说，你美利坚还不配，你死得起几千万人么？）于是闲人“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按：中国不幸遇到了人道的问题）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一样·······’（按：是不一样啊，处于水深火热的快进坟墓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也竟敢在我堂堂中华面前来表善心了！）于是心满意足地走了。”（按：这不是，中国代表哈哈大笑起来么！——引文见《鲁迅全集》<1>P491-492）

这不是在表现中国人的骨气，这是中国领导人的痞子气、阿Q气，这是拿不值一文的中国人的生命在赌霸气。当今世界，地球不是一个村吗。全世界都可以手牵手，谁有困难都可以拉一把。唐山地震我们拒绝了外援，20年才缓过气来。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们接受了外援，两年就完成了重建。

孟德斯鸠的一句话倒能给人启发：“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转引自《南方周末·思想的火药》2013年1,17第24版）。这与72年毛泽东未经党中央讨论，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就武断作出不要日本战后赔款一样是权力独断。这是“伟大领袖”的英明吗？这是“平庸”和“愚蠢”。“当代大小国家许多政治领导人的平庸（按：摆脱封建传统的‘节’才是锐思）以及他们言语中表现出来的愚蠢（按：让中国老百姓活下来才是绝顶聪明），只能增加人们的怀疑”（<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P17）。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高标的“国际主义”。59-60年中国在饿死人，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与此同时，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大米就有一万吨，援助刚果达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0年底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五万吨粮食。中国领导人、中国党真是“大公无私”啊！不惜用几千万人的尸骨去换异国人的称赞——以前是“一将成名万骨枯”，现在是“一党成名千万骨枯”了。

还必须提到河南大型板桥水库崩溃造成的惨案。本来30年过去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这么大的事被“绝密”掩盖起来。2005年5月28日《Di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有的村庄人都死绝了。比埃及阿斯旺水库垮坝还厉害。这是世界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灾害”名列在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之前。

这样的惨剧如果只算在暴雨名下，本不是一个政党的“成绩”，据分析，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质量低劣。另外 ，1958年河南的治水方针是“以蓄为主”。当时就有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后果不堪设想。但“指导思想的失误并没有真正被扭转”，“重兴利（灌溉），轻除弊（河道治理）依然顽强存在。”据说当时有一个方法可以保住水位日高的大坝，就是动用空军炸掉副坝。但，一个原则：党指挥枪，国务院没有权力，只有邓小平可调动空军。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说，电话打到邓家，邓榕说爸不在家，又打，还是说不在家。邓小平当晚在万里家打桥牌。这就造成了救坝的贻误。大坝一垮，有六亿立方米的水冲下来比日本东部大海啸不知严重多少倍。

这是打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的几记耳光吧！“文革”我把它略去了——虽然也有几百万冤魂，但太显而易见了，整个社会弄到瘫痪的地步破产的地步，为了谁？只为神化一个人。

其实，中国社会的广大层面上还有诸多晃来晃去的耳光。1994年克拉玛依友谊馆熊熊大火中响着的那个声音：“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是323人被活活烧死，其中有132人是学生；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记者的质疑反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他是要记者掩盖经济适用房地基无理被侵占的劣迹。

我们不是在高调标榜“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吗？几十年了又来个“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愿空话在新世纪、新班子不致永远空响，摆掉口号与现实的长久尴尬，让中国圆一回宪政梦，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