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马克思的骁将 杨十郎
　　 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过“借重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的诡辩法”。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常用这个法子。不必说“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仅在姓“资”或粘上“资”字这个说法下就卧着一大批有名有姓的冤魂。不过用改变名称以“深文周纳”现在已少见了，但用“诡辩法”抬高自己不时倒还冒出几位。
　　 近几年有人说某某“超越了”鲁迅，这回却是自己说:“我”超越了马克思。有《语丝》去年第4期“骁将纵马”栏下推出的《关于〈瞎子摸象〉》为证。
　　 作者吴若曾先生首先改变“瞎子摸象”寓言的哲理性，说它不是在嘲笑瞎子们的“主观和片面”，而是说“瞎子摸象”就是认识世界，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其实也只能有一个角度一个视野，不管他具有何等超凡的洞察力”。这儿分明抹煞了“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方式上的差别，吴先生把“主观片面”的认识与解释同客观辩证的认识与解释对等齐观了。接着吴先生就以马克思与萨特尔（即萨特）为例说此二人“都无异瞎子摸象”。“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就只是社会的阶级的个人，个人就被淹没了”。“而萨特尔看世界，是钻到了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去看的，很微观很细腻”。“他就看到了现代人的孤独，看到了现代人的‘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
　　 马克思和萨特尔都是瞎子，都以各自的看到的世界的局部误以为是整个世界。
　　 以上算是铺垫，吴先生编完自己的杂文随笔自选集后说这“只是我吴若曾眼中的世界。以及我对那个世界的判断。我无意于我的展示洞察一切，也无意于我的判断光焰无际，我只是希望我摸到了一条真的象腿，象耳，或象鼻”。
　　 注意，名称的内涵已经改变了。马克思（还有萨特尔）作为瞎子是“摸到了象腿的就说大象长得像个柱子，那摸到了象的耳朵就说大象长得像个蒲扇，那摸到了象鼻的就说大象长得像个管子……”显然这是确凿无疑的片面性。而吴先生则不同，他摸到的是“一条真的象腿，象耳，或象鼻”。马克思是以腿为象，以耳为象，以鼻为象，吴先生则是以象腿为象腿，以象耳为象耳，以象鼻为象鼻，何主观片面之有？
　　 吴先生高于马克思（和萨特尔）。这就是吴先生“不谦虚地”用“脑袋去思考问题”的结论。
　　 不过，且慢得意，吴先生要高于“观点之非常彻底严整，是马克思的敌人也公认的”（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得先过几到常识关。　　
　　吴先生所概括的马克思认为“世界是以阶级的形式存在着的”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我只知道１８５２年３月１５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中说过：在他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按：亚当•斯密就仔细分析了拿工资 、利润 、地租三个不同阶级）。马克思的新贡献在于：“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P63）
　　马克思的观点是具体的历史的，吴先生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的观点）是抽象的和模糊的。另外马克思眼中的“阶级”并不是吴先生说的“仿佛是站在月球上俯瞰地球的人们”，恰恰相反，他是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学者都更立脚于历史与现实。在《哲学的贫困》中他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行的规律”。生产建立在社会分为阶级及其对抗上这个意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也作了强调，“他们（按：指人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即或我们今日的合资企业同国有企业，如果大家都是老板或厂长、书记生产能够进行下去吗？这同样是很显然的。而且人们之属于这个阶级或哪个阶级是被迫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一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按：像吴先生能出版杂文随笔自选集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这问题好像道义上可以消灭以半跪礼仪待客的女侍者，权力受凌辱的打工仔、舞女，事实上经济利益却给这个等级的人一层厚厚的保护壳甲。新时期我们否定的也不是社会的人分为阶级，而是否定的阶级歧视、人为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争取的也仅仅在于法之前的平等地位及平等权利等等。
　　至于吴先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就是淹没了”，这是对马克思学说又一常识性误解。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要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中的人去研究。”然而作这种研究工作的正是马克思（如《神圣的家族》）。仅以马克思“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言就会胜过吴先生从萨特尔那里见到的“现代人的孤独”。因为这个“社会关系总和”可以说既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 、伦理关系，也包括审美关系，我想戴望舒先生在那条孤独的《雨巷》中的惆怅必然也逃之不了。而且还可以用马克思著作中所涉及到的对无数作家所创造的人物的评价作为佐证。我想，不该像吴先生那样“不谦虚地说”那样，当今弄杂文随笔者还是自卑点和有自知之明点为好，把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读者”比一下（不要说把他视为一政治家与思想家），恐怕是有益的。 （96，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