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年代下的极端思维    杨十郎

    英国有个历史学家把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1991（苏联解体）这段历史的特点归结为：极端的年代。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清一色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产生了一个公有制试验园地——苏联的社会主义。这样，世界舞台上似乎就出了洪水猛兽，一下子变得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就像《红楼梦》里那位病西施讲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不是在家庭问题上而是在国际间没有调和余地。政治家们因为陷于极端都不愿平心静气地正视一个历史问题，即在至今人类发展的历史阶段上还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固然是封建社会的反动，但是最初创建的资本主义何尝不是一种试验。它优于封建社会的素质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 充分发展中才得到认可的。

那么，何以不让别人试验另一种制度呢？

什么铁幕呀，共产共妻呀…… 如此等等。

作为回敬，社会主义也把资本主义贬到十八层地狱之下。什么垂死的呀，腐朽的呀，病入膏肓的呀，罪恶的呀，黑暗的呀，虚假的民主呀，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呀…… 如此等等。以极端对极端。

我们那时的社会琴弦上弹的是这么一个调门。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能客观地估量：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未建设到十全十美（现在我们承认还处在初级阶段），能够发展到十全十美也还需要实践去证明；资本主义也并不是十恶不赦，一无可取。那么世界就会平静多了。能够互相交往，平等互利当然最好不过。如果不能做的这点，让求仁的得仁，求利的得利，各得其所也不是大坏事。照鲁迅先生的幽默说法则是譬如施礼，喜欢鞠躬的可以鞠躬，酷爱磕头的自然还是以磕头为妙。反对现代文明的就不必让他去含冤坐汽车。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因为政治家们的固执使历史枉走了许多路程。如果能够客观的估量，五十年代我们就可以从容明智地采取“拿来主义”。你资本主义的先进科技，拿来。生产管理经验，拿来。资本主义让工人下岗了工人也能活下来——这叫做有效的失业保障。发展生产的竞争机制，拿来。你富有吗，资金可以拿来。合资互利，不亦快哉!当然，这一切设想，只不过清谈调笑而已，那时并没有这么一个成熟的历史时机。等岁月把我们煎熬过了之后，我们才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把它作为手段使我们的经济繁荣起来，使人民富裕起来。

二十多年前我们有勇气建立一个深圳特区，那就是克服极端化思维的一个转折。敢首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进一步抛弃极端化思维的又一个实证。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天才的伟大构想，可以说至今为止（即使苏联已经解体）还不可能出现一位思想家能把它一笔勾销。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有理论家总结道，苏联的解体正从反面证明宣言所提出的原理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高素质的人的基础上的。它不可能产生于“社会主义大草房”“两个月实现共产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上。也不可能实现在文盲科盲众多的国度。它也不可能产生在缺乏广泛民主的权力之上。

诚然，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弊端也显而易见。但作为一种极端，我们“文革”的“大民主”却 更骇人听闻。无数的派别无数的山头，几乎闹到不要党（忘党）不要政府（亡国）的地步。

过去，我们习惯于把“人权”“人道 ”等慷慨地拱手相送给资本主义。以为谁一谈“人权”“人道”谁就是资本主义，闭口不谈“人权”“人道”才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家。从一方面看，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贬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里从来都是高度评价人肯定人的权益的。甚至《反杜林论》对建成了的共产主义还做了这样的概括：只有这时，“人才在一定意义最终地摆脱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去年(1998)10月5日秦华孙代表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更是对极端化观点的一种否定。

极端化是一种无形的镣铐，不易察觉的羁绊，它限制了你的前进还会使你自鸣得意在人前骄矜。不用极端化看失败，也许失败就是成功之母，也许你才会真正地以英雄为师；不用极端化看伟人，也许你就不会给他披上紫袍黑纱再罩上神的光环；不用极端化看下岗，也许你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机遇；不用极端化看富有，也许你这一生就不至于真正贫穷  最后，只要你有胆识，不用极端化看敌人，也许你会找到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