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这个神父    杨十郎

     因为阴司地狱本身是一个构想，要避开虚无的东西只要你想避开就办得到。即使是王熙凤，她不信那玩儿也就没成为她干几件缺德事的障碍。但历史却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物事，你昂着头不看它，闭着眼睛不瞧它，你借权势凌辱它，侵犯它甚至雇个无行文人歪曲它，到头来它还是用一副严峻的面孔盯着你，嘲笑你，举起无情的鞭子抽打你——要是你已寿终正寝了，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鞭尸。用马克思的经典说法就是钉你在它特设的耻辱柱上。

     当然，它也会给你花环，给你耶稣背负十字架的悲壮，但这得看你有没有条件，觊觎    和奢求都无济于事。

     文天祥、鲁迅都曾经把历史作为容受心与血的载体。文天祥要用心照亮它（“留取丹心照汗青”），鲁迅要以一腔热血染红它（“我以我的血荐轩辕”）。在文学家的行列里，谁有巴尔扎克那样大的气魄，他大声地宣称：“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写一部被“许多历史家忘却”的风俗史”（《人间喜剧》前言）。

     然而，20世纪末，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让历史充任了一个忏悔神父的角色。这样作的首先是巴金。经过了扭曲的岁月，这位受读者尊敬的老人说：“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抛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随感录·〈全集〉自序》）他倡导讲真话，于是带头讲真话。首先他觉得对不起胡风等，在批判胡风的时日“推行”过“歪理”。他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为自己曾有过“违心之论”“决不宽恕自己”（《随感录·怀恋胡风》）

     其次，我要讲到的是以批判俞平白的《红楼梦简论》而步入文坛，后来成为杂文家的蓝翎。面对历史也坦然怡然地亮出一番真诚。他本人被错划为右派含冤几十年，并不摆出一冤就正确，一冤就化为真理的英雄姿态，在1994年写成的《沉冤海》中写道：“在那场运动中（按：“反右”斗争）我也充当了啦啦队的角色，愧对这些已逝的前辈，敬祈他们的在天之灵的饶恕”。（按：特别是指老作家罗烽）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他与李希凡合作的《红楼梦评论集》第三版。自己写的书能修订再版，一般作者会感到受宠有加 ，光环增辉，但蓝翎却说：“然而，时过二十年，作者都已过了不惑之期，却并未真正‘不惑’，出于‘文革’的需要，又自觉地重改此二文和那本书，能够原谅吗？”“这样的错误，决不是仅仅用什么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或教条主义就能把历史责任轻轻开脱的，至少是做人有亏有愧吧！”

     写文章能够做到这一步实在不容易。人不正，文能正吗？特别是写杂文的。用司马迁的说法，历史能明道 、辨纪，“别嫌疑 ，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称许善，鞭挞恶），贤贤贱不肖（褒贤才卑视平庸）”（《太史公自序》。一本书岂能为迎合这思潮那思潮改得面目全非，去搅乱那巨大的停尸场（海涅称文学史是一座巨大的停尸场）？巴金与蓝翎在历史神父面前作了忏悔，但不是为了进天堂去享受特殊面包，他们对读者献出了人的真诚，但这“忏悔神父”也决不是使牛虻上当的拜卡尔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