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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273)
从1840年起近百年来的中国是贫穷和落后的,我们从《剑桥晚清中国史》中的一句话中可以见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被公认是贫困的。”(《剑桥晚清中国史》)下(P52)但到解放前的1949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以来的中国整个儿就在“启蒙”与“救亡”中努力与抗争。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虽然这个主义一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着阶级斗争,而且终于取得了胜利,但这个“马列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细微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只在大方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上有一个手段和目标。我们没有认识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384)所以,我们才经历了那么多“只有善良愿望和美好意图”却“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的折腾(引文见《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1890.8.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P441):大跃进(包括速成共产主义),全民大炼钢、社会主义教育、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等。
这其间 有一个概念,也是一个重要理论,折磨了我们若干年,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面对它,思考它,不然,我们就会像几十万头角马,热情奋张却过不了马拉河一样,也到达不了青葱碧绿的另一片大草原。
一,起点或基点
宣传家们最津津乐道的权威话语就是1852年《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那信中说:“(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一直到“文化革命”中它都是“精神”变“物质”的推动力。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什么样的阶级斗争?套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然后就“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阶级斗争”不是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亡秦之势,不是赤眉、铜马的起义,不是瓦岗军的奋力一搏,也不是黄巢对强大唐王朝的一声呐喊,它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296)之后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21)
就是说这个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起点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21)。因为资本主义消灭了一切中世纪的封建残余。但我们的农民文明、市民文明距现代社会这个起点还有相当距离,狭隘、自私(甚至还有什么阴亲、来世等等)一切陈腐陋习,我们社会全有。什么法制,我们基本上还处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侠以武犯禁”的观念之中。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但不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那基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泥沼,要在此基础上建造起为人们仰慕的钢铁大厦是不适宜的,也不可能。
不同建筑当有不同的基础,正如考研,只持有小学文凭的小学生在学历上就负了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也不宜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幸好我们的宪法“总纲”第一条“国体”定的国家性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长时期以来,我们以“无产阶级专政”而自豪,我们说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我们的意识中把“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了起来)。我们把它定为四项基本原则的老二。(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P154)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补课
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天起,我们就以高傲而自豪的态度对西方资本主义投以高度的蔑视,称它们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的童年也沉浸在这么一种幸福之中。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但我们的生产力十分低下,我们的物质十分贫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少有人不穿有补丁的衣服。六十年代初,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走上讲堂,没有一个学生投来异样的眼光。八十年代,电影《焦裕禄》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女儿穿了打补丁的衣服却被当时(看电影的)的青少年讥笑为“傻B!”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还在说“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面对资本主义——有机会出国的人,忽然抬头大吃一惊:它们领救济的怎么还有汽车!原来资本主义比我们富裕,比我们先进!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这样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们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256 )。
生产力的落后“苦”着共产党。这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的序》所谈的“苦”:
“我们都像西欧大陆其它国家一样,不仅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苦着我们,而且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不够苦着我们。” (《资本论》第一卷PΧΙ)
我们经过几代领导人才有了这么一个识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故而我们抛开了姓“资”姓“社”的成见,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儿的画外音是不是可以读着:我们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不够!我们明确地表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应当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
过去我们不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站和妥协”,像德国的布朗基主义者一样想一下只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不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种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P585)
过去我们想跨过商品经济这个环节,这个历史的中间站,事实证明,历史不能跨越。“历史有它自己的步伐,不管它的进程归根结底是多么辩证的,辩证法往往还是要等待历史很久”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论文·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450)。
我们历来就认为“农业是基础”,从科学的观点看只有农业才能“积蓄能”,“相反地,在所有的工业部门中,只消耗能”(《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12,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P130)。
但,我们的农业呢?只看小块土地一家一户耕种这一点,它就不值一提。一个美国农业人口提供的产品(粮食、肉、蛋、奶)上世纪五十年代可供15个人的需要,六十年代可供37个人的需要,现在可供56个人的需要(见香港《今日世界》:《一个人可养活五十六个人的国家》)。以此推算:我们有八亿人从事农业,提供的产品就可养活56个地球的地球公民!可实际呢?我们每年进口的大豆等数量就大得惊人。
列宁说垄断资本主义“‘接近’社会主义”(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P61)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社会的封建残余,特别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小生产意识,都是我们向前发展的障碍,借一句恩格斯的话说:“消灭封建制度,如果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O年版导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P563)。
虽然我们在改制(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我们在大幅度的吸纳外资,但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显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也不符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这与共产党人追求的远大的历史目标不相称。因为资本主义秩序也仅仅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它不能万岁,也不会万岁。资本主义生产也不是“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引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Pxvi)
学童补课,近者是为进一个像样儿的初中,目标高的是为挤上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我们补课不过是为了取得发展的历史起点而已,有这个起点,或许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现实些。
三. 辩证的主体与辩证的结局
既然说到“无产阶级专政”,就脱离不了“专政”的主体——无产阶级。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哪里,或曰它处于一种什么社会发展状态。
中国的朴素的辩证法中早就存在相对立的矛盾统一为一体的概念。《易》中的“乾坤”是一个统一体,它由“乾”“坤”组成。“乾”与“坤”又是相对立的,互为存在的。我们可以把“乾”——“坤”理解为天——地,男人——女人,阴——阳等等。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说“乾”表示完善、父、男、一元;“坤”表示不完善、母、女、二元。这儿很显然的就是:没有“天”就没有“地”,没有“男人”也就没有“女人”,没有“一元”也就没有“二元”其它如“需”卦:下乾上坎;“讼”卦:下坎上乾都存在着这种关系。
一部《易》,中国人以为玄而又玄,但黑格尔却认为因为它们“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辩地思考”故而“它们是如何地肤浅”(《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P121——122)
对中国社会亦可作如是观。既然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就是说它没有成熟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资产阶级,同样这种资产阶级也就还没有造就它自己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或曰:在旧中国就有民族资本家,有官僚资本家,当然相对立的就有无产阶级存在。但就其规模和成熟度它是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在欧洲的中世纪在封建的城邦中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芽与森林,婴儿与成人差别相当明显。
我们不能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单挑一个不成熟的统一体的一方作为主体张扬之又张扬。
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申说过,只有在统一体中才有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尸体中才有单纯的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注释401,P776)
我们说某女人有一只美丽的“手”那是就这只“手”与某女人是一个统一体,如一举手一抬脚就显出了“手”的美丽,要是这只“手”离开了统一的身体、活的身体,这只“手”就没有什么美丽可言。
我们不能在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单挑一个“无产阶级”出来作为一个政权的主体。
列宁说:“对立面的同一(按:也即“统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的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内部的开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它们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列宁《哲学笔记·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P362)
就“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它“专政”过程的“自己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统一中去完成,在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怎么去运行自己的“专政”?(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含量很微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就是含量很微的这部分,也很快在公私合营中改变了性质)再看“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中“自己运动”的结局或曰逻辑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正真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305)
原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最后一搏,消灭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复存在,阶级不复存在,世界大同,国家职能(阶级统治的职能)消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成了。
原来无产阶级专政这么理性,这么合乎历史逻辑,这么令人赞叹和向往。它并不是我们所见到的仅仅是一种形左实右的借口——工人农民管理学校、群众专政指挥部,甚至还有“民办枪毙”(见《随笔》2009年第2期《程世清在江西》,1968年搞的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的历史悲剧。
四.,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思考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顺理成章的,即使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也挺具合理性。
“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P274)
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是对理想的阶级大搏击合理的历史修正,正适合中国的历史走势。列宁主义也有同样的论述 。
列宁说:“无产阶级借以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二卷P708
毛泽东(在那时)清楚的历史观也表明这点:“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月)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P1473)
鉴于时间和条件,中国将建立的就是民主共和国。对人民,民主;对反动派和反动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独裁”,“专政 ”即“独裁”的理由再充分不过了,我就是要打倒你,镇压你,这是无须坐下来讲理的,炮火声里,还没时间品龙井茶。
但这个“专政”,它也给后来的一段历史(建国以后的历史)带来了隐患,给形左实右的思维留下了借口。
按照毛泽东的论述,“实行独裁”,就是“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法制思维面前,我们可以问:谁来实行独裁(专政)?根据什么条款(专政)?什么叫“规规矩矩”,什么叫“乱说乱动”,这些都是应该有条文规范的。以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为例,它所说的人的“自由权”——
“自由在于能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活动。除必须保证社会其他成员自由行使自然权利不受限制。所述限制只能由法律规定。“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4条。
《西方名著入门》(5)《人与社会》P477
学生在课堂上可以心猿意马有不听老师讲课的“自由”,但他不得做出妨碍老师讲课“自由的行动,学生行使自然权利“自由”是以不妨碍他人同样应该享有的自然权利为前提的。
“人民”就可以不“规规矩矩”,可以“乱说乱动”么?显然都应该有一个法制规范。
《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檄文可,作为治国方略就显出了它的粗疏与缺欠。如果我们把“人民民主专政”解读为“人民民主立宪”,在当时,在以后的历史时期都是可行的。有“宪”为准则我们的诸多专家教授就可问:你们凭什么说我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傅雷等翻译家就不会自杀;张志新就可抗议:你们凭什么割断我的喉咙——即或当年希特勒法西斯也给季米特罗夫在法庭上抗辩的机会呢!刘少奇也会有理由申说:你们凭什么把我软禁在开封的地下室,给我如此非人的虐待?北京,上海,天津的自杀群体都会举起成百双抗议的手。
但,一用上“专政 ”这个字眼就堵住了所有人的口。
五.捉弄了一代人的“·······”
有教授抱怨说,当今有的研究生不会使用标点符号,不会写文章。下面的例子可以开导他,标点符号在意识领域里的巨大效益。
本文开头提到的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332——333)是这样的——
1852年
4,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地过渡······
原文照搬,文前文后的“·······”是编选者的艺术技巧,不敢掠美。
虽然,恩格斯在1882年7月25日致阿·赫普纳的信中说“历史文件是根本不容许删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P340),但对给魏德迈的信,编者没有删改啊!因此指责落不到编者的头上。
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这封信是相当长的,从503——510页。《选集》“信”开头的“·······”我这里不谈,只谈“信”末尾的“·······”,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技巧的要害。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像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是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P509
《选集》略去的“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捉弄了我们一代人。马克思诚然是历史的马克思,他不是神。他的观点也受历史的限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梅林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也会犯错误,甚至常有错误,但他们从不拒绝承认错误,当事实自身使他们承认的时候”(弗·梅林《卡尔·马克思传》P380三联书店56年版)甚至梅林也指出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人们期望着第2卷第3卷能“提供给我们一切经济问题的最后完满的解决”,但是“以马克思的整个态度而论他的‘资本论’并不是包罗着不可移易的最后真理的‘圣经’,而只是促进研究,促进科学考察,促进为真理而奋斗的无尽泉源。”(《卡尔·马克思传》P412)
但是马克思毕竟用严密的科学态度在面对历史,故而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中,才使人们更用十分尊敬的态度面对他的《资本论》。是的,他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他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P899),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产物,它有它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功绩,马克思还用了“伟大”二字。虽然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书斋”,郭沫若译本第一部65页,译文为:“凡物都是有成必有毁。”我的引文从《自然辩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P375),但物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在一定时间的“度”中,它还不会灭亡。人必定免不了一死,但我现在还不会死。“资产阶级制度”还有“暂时存在的必然”。这个必然性成为当今社会主义者的共识。如果我们早有这种观点或者早一点认可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我们会少喊多少个“打倒!打倒!!”和平,和谐就会给我们的世界多增几分亮丽。 ( 200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