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不该这样写之一

12月21日平平安安的过去了，说这一天是世界末日的谣言不攻自破。但从科学的观点看，从辩证的观点看，还真的有世界末日，而地球上的生命真的已经过了几次大毁灭——虽然又经过了几次大更新（有古生物学家的化石为证），如果恐龙的世界不灭亡，人类根本不可能赢得产生的机遇。

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导言》里引用了《浮士德》中的一行诗“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他进一步地阐释道：也许经过多少亿年（普京荅记者问说是45亿年），月球、地球会变成一个死寂的冻结了冰的球体，同样太阳因为热能耗尽也会死寂（普京说是变为像白矮星一样的星体）。也许宇宙岛还有别的发光的星系，但它们发出来的光也永远到达不了地球。辩证法告诉我们：“它（按：指自然法则）虽然在某一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精神（按：指人类”），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从新产生出来。”（《马·恩全集》第20卷P379）

辩证法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他不管不顾地把《马太福音》中“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变成了真正的鬼话。“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自然辨证法·导言》）在这里是偶然的东西，在发展链条上却分明显现出必然的面貌。由于矛盾的两极相互作用差异性往往包含在同一性中。“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马·恩全集》第20卷P554-555）。“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恩格斯引《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见《马·恩全集》第20卷P137）。彼此分离的东西，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也免不了相互渗透。“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反杜林论·引论》，《马·恩全集》第20卷P25）辩证法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世界。

诡辩术却不同，它往往满足于逞一时口快的“婆理”而把公理弃之如敝履。关于这点列宁也作过区分：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中主义与诡辩。灵活性，如果加以客观的应用，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就是辩证法”（《哲学笔记》P87）。

且看《与“百度百科”商榷一下哲学》（《杂文报》2449期）。

诡辩术之一：“哲学家等于科学家”，作者先封有“一分为二”观点者为“哲学家”，进而把“哲学家”置换为“科学家”。又说这“科学家”是“业余”的不占编制不与工资挂钩，不须财政局赐职称指标云云，大致就输出了三百字废话。但作者却忽略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哲学家”是“个别”，“科学家”是“一般”。“科学家”这个“一般”概念下包含着丰富的“个别”。如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史家等。“个别”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虽然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但“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详见列宁《哲学笔记》P363）。“工人”是“个别”，“工人阶级”是“一般”，“我”不能因为“我”是“工人”进而推知“我”就是”工人阶级”，按《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我”就该是领导了。

诡辩术之二：据作者“讲”，“我亲历‘文革’十年，既受其害·······也受其益：如培养造就了敬业奉献、吃苦耐劳、无私清廉等”，说这是“悍然公开地为文革讲好话”，“这叫我大开眼界”。此处作者忽视了对概念判定的前提、外延等的规定性。在大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或中共执政的漫长岁月中，“文革”无疑是一场浩劫，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可说是党的不可弥补的挫败。很可以编入查尔斯·麦凯的《人类愚昧疯狂趣史》的第十八章。但就个人而言就不能排除小小的受益者。例如，不逢“文革”某某人就上不了大学（工农兵学员），某某人根本就不能获得农转非的机遇进而改变了他的下半人生。相反的例子也有，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的帝制，建立了民国，但从小的方面讲对清皇族、溥仪未必就是好事、喜事、欢乐事。要求个人利害总与历史同步是不可能的，“个人”在中国有十几个亿。

诡辩术之三：作者说“这些例子中（按：指列宁的列举）除了‘阶级’可以按马列主义区分（为）‘好阶级’和‘坏阶级’以外·······其它那些·······岂不可笑之极！”这是彻彻底底的伪造。且看马克思的观点：“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恩全集》》第35卷P340），因为在他以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早已对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同上文上书），阶级是经济的产物。“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恩格斯《反杜林论·理论》）阶级无所谓好与坏。就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而言，它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而形成的两大基本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阶级。仿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思维方式我不妨作如下表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但互为对方提供对象，也都媒介着对方，而且两者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了对方。一句话，没有资产阶级的地方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也就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的政治工作者眼中或档案材料中才有阶级出身的好与坏，但也绝对没有“好阶级”与“坏阶级”的区分。在马·恩的共产主义模式中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一搏，消灭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复存在。没有了阶级，世界大同，共产主义诞生了。

诡辩术之四：作者设论道“若指定正数是‘好数’是‘积极的数’，难道负数就是‘坏数’是‘消极的数’么？岂不可笑之极！”在没情境、前提的规定时，实在有“可笑”之处，因为那不是统一物中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要素。但如果在某公司或某商业集团的月度报表、年终报表上，我们未始不可说“正数”是“好数”、“积极的数”，“负数”是“坏数”是“消极的数”。甚至作者文末用绑架政治概念举到的“屠杀”的“进步”与“落后”实则也可跌入作者设定的看似高明的圈套中。君不见：有动物保护组织者抗议某屠牛场在屠牛时让肉牛受尽折磨而终至死亡的事么？安乐死或痛痛快快死就是“进步”的“屠杀”。作者举到的“文革”中对分析“毛泽东思想”的非难那更不足为训。因为那明显地既有奴性的畏缩，也有肤浅的诡辩——“毛泽东思想”是“一般”，它包括了毛泽东观点的这样那样，如果把它具体到某一篇某一点那就不是难题的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