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超越”了鲁迅       杨十郎

大致是六十年代初爱伦堡谈到过：我们可以建议提高苏联炖锅的质量，但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却不能期盼再产生一个普希金。这就是说 物质形态的生产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是各有其规律的。

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不同等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多次论述到。希腊神话造就了无法企及的希腊艺术，但却是在希腊奴隶制条件下产生的。几千年过去了，没有谁说谁“超越”了莎士比亚，中国大地上“四人帮”覆灭之后，出了那么多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文的小说家，可没有谁说谁“超越”了曹雪芹。

从砂锅、铁锅到不锈钢高压锅，到使用电脑控制的电饭煲，其质材性能、容量大小、功能用途、外貌感受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拿各不相同仪具测一测，量一量就大功告成，但对文学艺术能找到这么一把尺子吗？

首先是历史背景的不复存在因而就在多方面失去了可比性。希腊艺术是以希腊神话为土壤的，从而希腊神话“成为希腊人的幻想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织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阿基里斯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里亚特》能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一规律决定着好些文学样式具有空前绝后的特征。鲁迅杂文也正是这么一个门类。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去，中国再也没了军阀割据，没有了一个军阀背后都有一个帝国主义者作靠山。中国也消失了各种买办，也没有了各种“帮闲”，中国再也不是一些人争取作奴隶而不得一些人为巩固自己的奴隶地位恬然自安的时代。背景不同写杂文的心态就不一样，从而也就表现出了杂文的美感差异。而且更重要差异是思想，思想的闪光度与深刻度。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而论，即或赋予人以教授学者的才具、战士的品格，你也成不了“旗手”“主将”，成不了五个“最”的“民族英雄”！以“骨头最硬的”而言，巴人、邓拓在还不能大叫一声时早已断绝了可呼吸的空气，不是不想“硬”，没有表现“硬”的环境与机遇。当今好些杂文，思想是批发来的大路货，这就谈不上闪光；就洞悉中外新旧文化的程度而言，好些都是三、四手材料与道听途说的猎奇，这就不可能有深度。有文章说当代杂文与鲁迅的差距仅仅是“广博的知识”和“幽默的语言”（见《杂文》95年第一期），这简直使人糊涂到不知杂文为何物了。

超越鲁迅的不可能是个人，只有时代。

巴金《随感录》的自省与鲁迅作品中的自剖那关系也不是“超越”。那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反思。巴金反省的是在特殊的运动、潮流的裹挟之下的无奈，进而不自觉地违心地，甚至“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卖”。甚至“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因而自愧的责任（见《随感录·样板戏》《随感录·怀念胡风》），鲁迅的自剖则靠的是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自觉。

柏杨、李敖、龙应台的杂文对鲁迅也不是“超越”，表现出的也仅仅是不同背景下的文化个性。如果硬要把这也叫“超越”，那么今日任何一位不见经传的杂文作者都可以说“超越”了鲁迅。请问鲁迅作品中有“四个现代化”，有“四项基本原则”吗？他提到了哪怕是想到了“人大”“政协”这些决策、协商、监督机构吗？甚至还可以说鲁迅见到过“东芝”“康佳”吸过三个“5”吗？要把这叫“超越”，孔夫子早在几千年前就说过了：论种菜吗，“吾不如老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