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办公室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是杜甫的诗《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吴建民一直追求的外交境界。“中国的对外工作做到这一步，那就漂亮了。向外界说明中国，不能大轰大鸣。”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吴建民

吴建民，76岁，知名外交家，投身外交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1994年开始，历任中国驻荷兰、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驻法国大使。2003年卸任后，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8年退休。

11月2日，怀柔雁栖酒店海宴厅，76岁的中国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穿着深色西装，坐在座位上，聆听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主旨演讲。

这是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的第一场会。跟吴建民一起落座的，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意大利前总理蒙蒂等多位外国前政要。

其实吴建民已退休多年，但他的工作依旧繁忙，忙着通过各种会议、论坛观察世界，解读中国。他说支撑他的，是一生未变的初心：人要做点事情。

76岁的上班族

“等有一天做不动了，回头看，能做事情的时候做了，无悔无怨。”

1959年大学毕业后，吴建民一脚踏进外交界，就开始观察世界，迄今已经半个多世纪。

他觉得，现在的世界变化之深，影响之大，恐怕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对头脑刺激很强”。

吴建民不愿意与现实脱离，因为“如果不用，脑子就衰老了，用进废退”。

他很佩服92岁的基辛格。

他想起10月31日和基辛格一起吃饭的场景，连连说“这个人很有意思”。基辛格胃口很好，一边吃饭一边回答问题，思维十分敏捷。

吴建民忍不住问基辛格身边的人，他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是从不与现实脱离。

吴建民其实也是这样，退休多年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来到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跟年轻时不同，他尽量不开“夜车”了。

除了“朝九晚五”到办公室上班，吴建民其余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外奔波，尤其是到国外。

吴建民观察世界的出口，大概有三个：讲话，一年在国内外讲话六、七十次;写文章，一年四、五十篇;必要时向政府提点建议。

工作令吴建民觉得“蛮充实”。每见一个人，每参加一次会议，都能获得一些新东西。“我讲我的观点，也听别人的。”他说，“讲话、写文章才有新东西。全是老一套，自己和别人都觉得没意思。”

“无事可做”的闲人

“人经过一段低谷也有好处，可以全面认识自己。”

参加工作的最初十年，吴建民的工作主要以翻译为主。

1959年大学毕业，吴建民进入外交部。一年多后，他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被派到了布达佩斯。

“那时候，国际会议斗争很激烈，跟苏联人吵架，同传一做三、四个小时，很紧张。”他回忆说，“当然，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斗争，讲了很多空话。但是，在当时，作为一个大事，要为世界革命做贡献，有这个崇高的理想，我去奋斗去。”

不畏批评的老者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

在那段时间，吴建民的头衔多了起来。有人喊他院长，有人喊他大使，他还是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及至2008年，吴建民69岁的时候，他卸任了所有跟外交相关的官职，包括外交学院院长一职。

“并没有什么失落感。还是很忙，没有一下子出现空白。”吴建民说，各方面的邀请还是很多。

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去年，有媒体请他和中国军方学者罗援上一档节目，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吴建民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你看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

▲吴建民与罗援辩论 视频截图

这档节目在网上反响很大，被称为“鸽派”和“鹰派”的公开论战。网友的意见泾渭分明，互相指责。

对于种种看法，吴建民并不很在意。“一点也不发愁，因为我相信真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相信这个，那是思想落后于时代。”

退休后，吴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解读中国，力图让世界了解中国。

回顾自己的半生外交风雨，吴建民觉得这些舞台都是别人给的， “给了我舞台，如何做，是我的事情。”他说，“人来到世界上，不就做点事嘛。现在身体还可以，那就继续做吧。”

新京报记者 储信艳 编辑 甘浩

主题摄影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吴建民与新京报12年

12年来，《新京报》专访过吴建民三次。

2013年夏天，他第一次接受《新京报》专访，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大超出了预计的时间。他畅谈人生，告诉读者“回首往事，心里很踏实”。

2014年秋天，他第二次接受《新京报》专访，谈“中国与APEC”，讲述中美关系“APEC缘”。

《新京报》书评也曾多次介绍吴建民的书作，比如《外交见证中国——吴建民的外交故事》、《与世界分享中国的成长——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等。

在采访末尾，吴建民祝福《新京报》越办越好。

新京报：您的理想是什么?现在可以说现实了吗?

吴建民：投身外交后，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称职的外交官，这个理想应当说基本实现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是您最艰难的时刻?

吴建民：我的人生低谷大概是在1979到1983年这段时间。我在干校经过一年劳动后，外交部不分配我工作。在家里待了9个月。

新京报：在最艰难的时刻，让您继续坚持的源动力是什么?

吴建民：还是做点事儿。我那时候在家里翻译了一点书，翻译了《罗伯斯庇尔》。

新京报：在事业上，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吴建民：平台。我的人生逻辑是，你的平台一般都是领导给的，要是要不来的。不管给了什么样的平台，我都力求把它做好。人要做点事，没有平台是不行的。当然平台有大有小。

新京报：您使用过最多的词语是什么?

吴建民：准确认识世界。

新京报：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吴建民：自强不息。

新京报：最恐惧的事情?

吴建民：误读世界，把世界看错了，就麻烦了。

新京报：目前的心境?

吴建民：淡定。

(新京报)转载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