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抄录一个故事：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 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 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 期间订婚。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 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视，进而研究补害人的精神错乱心理，便以此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完全脱离正常的 价值观，基本的是非，反而对罪犯或邪恶产生崇拜、爱慕在、依赖的情感，并且很难清醒，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如果这仅仅是崇拜个别罪犯，那也罢了，最 恐怖的是形成社会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些人将某个人及相应的不正确的事件加以神化，完全脱离历史真相与社会基本现实，颠倒黑白，还要逼迫其他人像他们一 样盲从，就成了难以根治的社会癌症。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在德国战败后并未消停。疯狂的希特勒和纳粹崇拜者，当年拒绝承认失败，拒绝承认战败的真相。为了治 理这种盲目崇拜，德国政治家不得不制定法律，禁止在德国宣扬希特勒与纳粹主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长期被列为禁书，直到2016年1月8日，这本书才因 版权失效，得以重新出版，并且新版加了很多批判性注释。

德国通过法律上的强制和社会精英的推动，使得这个国家早就走出了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 魔影。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二战的德国罪行道歉，又让德国成功与被侵犯国家和解。但形成对比 的是另一个国家日本，军国主义魔鬼一直阴魂不散。1978年10月，日本竟然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又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否定南京 大屠杀、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这引发中韩等国的严重不满，至今都是日本无法与中韩等国实现民族和解的肠梗阻。从日本这个行为来看，也是该国陷入了自己的军国 主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无法自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世界上比较普遍，中国也不能例外。最明显的是例子是文革与崇毛，让相当一部分人在文 革“5·16”后50年的今天，依然不能走出痴迷文革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明明是“十年浩劫”，明明是历史大倒退，明明被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定论，但在那些痴迷者却将“十年浩劫”描绘成人间天堂。社会无法彻底反省，也就形成了一股非常坚决反改革、反民主法治、反依法 治国，甚至还带有反文明、反人类倾向的诡异势力。他们行为极端，总是左得出奇，即为极左。极左实际一直在制造事端，以那些“打倒走资本派”“打倒汉奸卖国 贼”之类的名号，不停制造事端，围攻智贤之士，对抗中央，狂热又噪乱，不断冲击人类文明的底线，拉低国民的智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扰乱，一波又一波，却让 人感到对他们毫无办法。明眼人也早看真了，他们能够继续得势，多少也与某些奸佞纵容他们有关。

群体化、社会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形成的是持续性社会迷乱。由于这些人进攻性强，常胁迫他人服从他们的意思，所以只要社会气候合适，他们也容易发展壮大，进而胁迫社会朝着完全无社会基本理性的方向发展。

治 理群体化、社会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须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历史真相与社会现实必须有正常表达的渠道。仅有此并不足够。又要有反胁迫的法治环境与智贤 之士的不懈努力。日本的教训是虽然有充分的表达自由，但该国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却能利用该国的天皇崇拜机制，不断胁迫社会承认他们的主张。中国的国情与日 本不一样，咱也没有必要为日本操什么心，只问一问亲爱的祖国，说是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何不少人也在那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出不来呢？认真分析起来，真有一 些中国的特殊性。而这，似乎又不便多说，不能说得很透彻。那能怎么办呢？那就呵呵吧，吹吹口哨，耸耸肩。夜深深了，雨濛濛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航亿苇) 博客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