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约生活于公元55～120年，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李维的史学传统和成就，在罗马史学上犹如修昔底德 在希腊史学上的地位。他传世的名著《演说家对话录》通过探讨雄辩术在罗马帝国时期衰落的原因，揭示了罗马文风的演变、以及由这种文风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风 气转变，并将此与罗马社会的兴衰相联系。他认为，在罗马共和时期，贵族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各种政见，所以那时候讲究雄辩术，散文的风格也因此而显得明 朗和豪放。帝制建立以后，由于专制压迫日烈、文网日密、言论受到钳制，于是雄辩术和散文便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诡辩和阿谀奉承。这部作品系统而集中地 反映出塔西佗对帝制时期由于专制统治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空气的不满。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塔西佗陷阱并非古罗马共和时期的现象，而是帝制时期特有的。换言之，民主共和制度下，也就是真正让人们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什 么塔西佗陷阱，除非你是假共和，假民主。在专制制度下，帝王说啥都是天意，都是道，都是绝对正确的，都是国家奉行的意识形态的最高原则，不能丝毫怀疑，成 为政治禁忌，于是文网日密、言论受到钳制，雄辩术和散文便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诡辩和阿谀奉承。在这种风气下，就等于给统治集团挖了一个陷阱，你无论 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个社会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前30年的最大教训之一。随着伟大领袖威信越来越高，拥有4个伟大头衔，说啥都是最高指示，报纸每天在报眼上都有一条这样的语录，官民说话开口就是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到了这个地步，塔西佗陷阱也就开挖成功了。尽管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人们私 底下却嗤之以鼻。不能公开表达，就在厨房里、公园角落、被窝里……用别人会意的黑话、手势来表达。还有勇敢者写日记，被发现的构成死罪，没被发现的在改开 时期成为历史珍贵资料，出版商得到如获至宝。这是伟大领袖致死也没明白的道理，后继者难道还不明白吗？

(南京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