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批评医生评价体系，批评过度医疗，指出国内存在支架过度使用，甚至滥用等问题;他也倡导心脏和心理的“双心”健康，提倡防治并重，坚持公众健康宣教。

“说这些，会伤害一些人的利益、感情，有时会感到孤独。但我很自豪，我享受这种孤独。”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本期人物：胡大一

胡大一胡大一，1946年7月生，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

10月25日，在三门峡开往郑州的G672次列车上，一名男性乘客突发心梗，生命危急。幸运的是，国内著名心血管内科“大咖”胡大一，也在这列火车上，因为救治及时，男乘客得以在最短时间内获救。

事件经过网络发酵，胡大一也成了网友们关注的热门人物，而在此前，他早已是国内医疗领域的名人。

他是医学教育家，国家重点学科心血管内科负责人，也是一名长期在基层的志愿服务者，控烟先锋人物。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等众多头衔、荣誉下，他更像一名布道者和战士。

救人事件被广泛报道后，胡大一以亲身经历痛批高铁急救系统存在的不足。他说，“我在车上是偶然，我不在车上是必然。”高铁、地铁、机场等公共场所，在急救方面是否及格?

这不是69岁的胡大一，第一次针对医疗领域的弊端发声。

此前，他倡导心脏和心理的“双心”健康，提倡防治并重，坚持公众健康宣教;他批评过度医疗、批评医生评价体系，批评过度医疗，指出国内存在支架过度渡使用，甚至滥用等问题。

这在医疗界中，并不多见。“说这些，会伤害一些人的利益、感情，有时会感到孤独。但我很自豪，我享受这种孤独。”胡大一说。

谈当下生活

快70岁时，我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

新京报：退休后，你主要在做什么事情?

胡大一：我真正退休是在2012年，卸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

但我比以前更忙、更充实。除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三家医院出诊外，我主要在倡导并实践疾病预防和康复治疗。我每个月到不同的地方，给基层医生讲课，送些量身定做的教材，和县医院的医生一起查房。与以前相比，我觉得是一个脱胎换骨式的华丽转身。

新京报：怎样理解你说的华丽转身?

胡大一：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过去是在等病人得病、看病，但是心肌梗死、糖尿病等都是可预防的病。

过去的医疗模式防、治分家，有限的医疗资源都放在治疗上，没病的等得病，看病了等复发。花最多的钱收获最小的效果。

我现在的主要精力就是在推动疾病预防，以及康复治疗。做好这件事情，老百姓可以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得了病减少复发，恢复健康。

我现在还兼任中国预防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会长，在快70岁时，我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这应该是我做医生最有价值的时期。

新京报：在你这个年纪，且获得这么高成就，很多人会选择颐养天年。

胡大一：你说我年龄大吧，确实大了，但我现在的精力和刚毕业时一样，去国外开会长途飞行后，接着干活，不用休息。我闲不住，闲下来会觉得不踏实。

新京报：10月25日，你在高铁上救助了一名叫李翔的突发心脏病患者，还一路跟到医院，直到病情稳定后才离去。这是你从医多年养成的一种本能吗?

胡大一：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很多人说，高铁到站，120已经到了，你不必跟到医院，更不必协调救治过程。

实际上，我经历过无数这种事情，被报道只是偶然。我在飞机上抢救过外国游客，抢救过出现晕厥的空乘……

医生就是责任活儿，有人生病晕倒你就要救死扶伤，这是医生该做的事。

新京报：救治李翔后，你提出列车上缺少基本救助设备等问题。随时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也是你的一种习惯?

胡大一：我是医生，可以很内行的发现一些关键问题，也会发动社会合力去改变它。

通过李翔这件事，可以让大家发现，公共场所配备基本救助设备、救护车开到站台的重要性。加强职业人员急救技能培训的重要性。现在开始解决问题，以后就能让更多的李翔都能被及时救治。

▲10月25日，胡大一(俯身者)在高铁上救治一名突发心脏病患者。

谈过度医疗

"不要在患者身上做的过多"

新京报：这些年里，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胡大一：这些年，我做了很多事情：引进射频消融技术、大力推广急诊患者绿色通道、努力打破医疗行业存在的技术封锁、倡导预防和康复，等等。每一段开始都特别困难。很多是非技术性的、医学模式和制度上的困难。

比如支架技术，有时却因转运、先付费等低效的救治流程延误治疗。后来，支架技术又产生过度医疗，甚至包括自己一些学生也不能避免。这让自己很痛苦。

新京报：你在很多场合公开批评过度医疗、支架过度使用等问题。

胡大一：这两种问题非常普遍。

我说这些，会伤害一些人的利益和感情，确实会得罪很多人。但是讲这些，我问心无愧，也不在乎、不怕得罪他们。

新京报：在工作中，你有没有尝试改变过度医疗的状况?

胡大一：我一直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我信奉医圣希波格拉底的一句话：不要在患者身上做得过多。

我在各种学术活动上呼吁改变过度医疗的情况;我也会教育年轻医生;承诺不对病人过度医疗。

新京报：很少有人像你这样直言，会感到孤独或者无力吗?

胡大一：有时候感到很孤独，但这是一种责任，我享受这种孤独。

我知道，很多人认同我的观点，有很多人发短信支持我。我也看到一些变化，卫计委明确提出加强对支架置入不合理情况的管理、约束;现在不会再有医生以给病人做支架多而觉得光荣。

符合公众利益的事，要坚持做。一个人的坚守一定有效，从这个角度讲，我一点都不孤独。这就是对公众的保护，这就是呼喊的效果。

谈医患关系

患者没有抱怨医生的技术和医院设备，抱怨你不说话

新京报：眼下，医学技术越来越进步，医患关系却并不好。

胡大一：主要是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某些大医院高度垄断医疗资源，使患者不再相信基层医院、社区诊所。感冒、血糖高都要到大医院。

患者过多，一个医生一上午要看50个到100个病人，每个病人三到五分钟。以我从医的多年经验，三到五分钟看不好病人，高血压都看不好。

而且，病人最需要医生多说几句话，你话都不说，医患关系能和谐吗?患者没有抱怨医生的技术和医院设备，抱怨你不说话。

作家周国平带女儿妞妞看病，他呼喊的是什么?"可以忍受病痛，难以接受冷漠。"

病人带着痛苦来，如果我们态度冷淡，不是雪上加霜吗?

新京报：你平常关注医患纠纷吗?

胡大一：我关注的角度和其他医生可能不一样，我说出来，可能显得更加另类。

谁都不应该动刀子，或者与医生发生肢体冲突。每次看到医生受伤害，很气愤、难过。这是要用法律来处理的问题。但我觉得大多数病人很善良，不满意也选择忍受，甚至理解医生的辛苦。

我们不能片面指责患者不理解医生，谁理解患者呢?患者挂号、排队用了一个上午，医生三句话给打发走了。这种模式，能满意么?谁都不满意!

我很不理解"医闹"这个词，是医生闹还是闹医生，人为制造一些词语来制造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对立。

医院现在配警察、配保安、设安检，这还是医院吗?治标不治本，越做越被动。

新京报：你经常批评医疗界的不正之风，会不会有人说你不为医生说话?

胡大一：这种声音非常多，当面、背后都有。可是，我不理解，医生的服务对象是患者，为什么不为患者说话。

鲁迅先生直言民族的弱点，难道他不爱这个国家?

我批评不正之风，是希望医疗行业更好。医生能找回社会尊重、职业尊严。

新京报：在大环境中，你的行为会不会显得异类?

胡大一：也许有人这么认为吧。这就是问题，你本来不是异类而成了异类。

但如果这件事情是对的，是病人的利益所在，我一定会坚持。

所有医生心中都有理想的火焰，只不过受环境影响，有些人糊涂或装糊涂。但是终究会回归临床、回归人文、回归淳朴，做医生真正该做的事。

新京报：在你的理解中，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胡大一：医生是一个富有人文关怀、富有同情心的职业，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面对一个有痛苦的人，富有同情心，才能千方百计的去治疗、治好他。不是只用技术看病，要理解患者的心理、疾苦，用温暖帮助患者活得有希望、有尊严。

▲年轻时的胡大一。

谈个人经历

"我做的都是叮当作响的事情"

新京报：你的父母都是令人尊敬的医生，你的母亲胡佩兰是2013年"感动中国"人物。在这样家庭长大，对你有什么影响?

胡大一：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家庭，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一生以服务病人为乐，退休后又干了28年，整整当了70年医生。

97岁时，她还在坚持到社区给人看病，一周出诊6天。她不缺钱花，只是觉得这样有意义。她从来没想到会上电视，会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上，她说，就怕天天在家待着，人活着要对别人有用。言传不如身教，而她一直在身教。

新京报：你经历过哪些对你产生影响的重大节点?

胡大一：大学时，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我考入大学后的第一个12年，是在西藏阿里、河西走廊、河北平泉、北京密云等农村度过。

这是我最自豪、最珍贵的一段人生经历。我是一个大城市出生成长的人，为什么会有浓厚的基层情节，因为我知道农民看病有多难，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情况有多严重。当时，在阿里，连静脉点滴都没有。

医疗的公平公正，一定要考虑到广大的农村和贫困人口。。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中国，理解医疗卫生事业，了解医生的社会责任。

新京报：1985年到1987年，你到美国进修，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胡大一：在国外，除了先进技术，更多的，是看到医疗模式中人文关怀的成分。

我一直强调心脏和心理"双心服务"，强调预防，给病人看病后，医生要关注、指导患者康复，我批评"前不防后不管"的医疗模式，都是因为这段经历。

我们现在是碎片化医疗模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缺少人文关怀。设备、手术刀、药片都是冷冰冰的，没有温度。有了人文关怀，医学才有温暖。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

胡大一：我老妈讲，人要经得起别人数自己的脚印。我觉得我一直在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现在最喜欢的事情还是看病，看到病人痛苦而来愉快而去，这种感觉给我什么东西都换不来。

新京报：你获得荣誉无数，如何面对荣誉和尊重?

胡大一：说句心里话，我现在对荣誉特别淡泊。参加会议，人家念很多头衔，念几分钟专家介绍，我觉得像开追悼会。

年轻好胜时，也有虚荣心，觉得各种奖不错。到了这个年纪，还是做点实在事情，就像我老妈说的，人活着要对别人有用。

有人替我鸣不平：胡教授，你的成就早该评为院士。我觉得，院士不院士，没太大差别，我做的都是叮当作响的事情。

我也肯定不会为了一种荣誉，去拉关系、买票，我觉得这是丢人的事!太丢人!!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想办医学私塾，这件事做了吗?

胡大一：白岩松说想办新闻私塾，叫东西联大。我受到启发，今年就办了医学私塾，叫南北联大。

现在有来自河南开封等地的医生跟着我出门诊，我不教他们怎么写论文，不就技术谈技术，只教他们怎么看病，关注病人心理，注重人文关怀。

新京报：你将来的规划是什么?

胡大一：我想花10年时间把控烟和心脏预防康复事业做一个良好开端，接力棒交给下一代人继续推进。

我有一个梦想，80岁以后，到基层去给老百姓看病，给公众讲健康，给基层医生讲一点课，顺便看看风景。最后走到哪里算哪里。

新京报记者 周清树 编辑 胡杰

主题摄影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同题问答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的怎么样?

胡大一：作为医生，我的理想是让中国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病，让病人得到最好的、永久的效果，让不富裕的人，也能看的起病、看的好病，让患者活得幸福、美好、有尊严。这也是我从医的初心。政府已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我觉得未来一定能够实现。

新京报：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东西是一直坚持的?

胡大一：患者利益至上，这是不能动摇的价值理念;自强不息，锲而不舍。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经常讲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不止。

新京报：这种坚持所带来的快乐和痛苦是什么?

胡大一：任何事情的开始阶段都会感到孤单、痛苦，随着事情推进，你会越来越有成功的喜悦。

新京报：在事业上，你觉得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胡大一：我最看重为患者解决疾苦，为大众带来健康。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做健康教育的原因。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胡大一：抓紧时间干正确的事儿。

新京报：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目前的心境吗?

胡大一：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