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0-21 16:25:07

从《马路天使》谈左翼电影的社会功能性

文/吾非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打响。

    民族危机前，一位叫曹冷泉的中共地下党员、左翼诗人，在其诗作《哀痛的呼喊》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呐喊：“我的同胞哟,黄帝的子孙哟，我们同一的生命,我们受着同一厄运！我们携着手吧!准备着！坚忍着！四万万的心变成一个，踌躇着新生的计划！在炮火中锻炼出民族意志！”

他的这首诗，代表了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对民族危亡的忧虑，为民族解放和觉醒的呐喊，也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只全新力量的兴起——左翼文化运动走上历史舞台。

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剧作家田汉在异常险恶的白色恐怖中，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积极从事“大众戏剧”活动。

“左翼剧联”成立后，除去在国统区的文学与戏剧领域从事宣传活动外，也将目光聚焦于当时最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工具——电影。“左翼剧联”成员夏衍等人向时任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提出，可利用资本家的物质力量发展左翼电影事业。在“左翼剧联”《最近行动纲领》中指出：“除演剧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因此，“左翼剧联”积极利用当时中国最发达的电影产业基地上海，展开了从1932年至1937年的左翼电影运动。左翼电影工作者，如田汉、夏衍、阳翰笙、郑正秋、袁牧之等编剧拍摄了《渔光曲》、《桃李劫》、《大路》、《新女性》、《逃亡》、《风云儿女》、《自由神》、《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批判现实主义影片。

这批影片，着力于表现国统区工农和城市底层市民的悲惨生活，批判国民党、国民政府、买办资产阶级、黑恶势力腐败无能、欺善怕恶、欺凌弱小、压迫工农；讽刺城市中的落后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趋炎附势、自私自利。比如反应农村农民问题的《春蚕》、《渔光曲》，讽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都市风光》，反应失业大学生生活的《十字街头》。

在叙述方式上，左翼电影善于用大众所熟知的生活场景、生活故事和主人公的悲惨境遇来感染观众，使之产生共鸣。在艺术手段上，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来冲击观众的视觉和心灵。尤其是在电影配乐的技术上，达到了很高境界，如作曲家聂耳、张曙、任光、吕骥、冼星海、贺绿汀等，谱写了一批独具民族特色，朗朗上口的电影音乐。

可以说，或许正是由于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以及抗战之后受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而出现的社会批判型电影，为两次国内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针对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进步青年的启蒙、动员、争取、吸收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1949年解放上海战役为例，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前，由三千多名地下党员（主要是城市底层青年）动员了上海工、农、商、学等外围革命群众十三万余人，配合了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工作。可以说上海，是由进步革命群众、底层进步青年、地下党交到解放军手中的。而此一结果，与左翼文化、戏剧、电影在上海深耕启蒙十几年密切关联。

故而，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在配合中国共产党针对国统区人民进行革命启蒙工作的社会功能性上，发挥了很大的社会效用和教育作用。下面就从由上海明星公司电影拍摄于1937年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马路天使》，来分析左翼电影在艺术表现上的特色和社会功能性。

电影《马路天使》由著名左翼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编剧、导演，由赵丹、周旋主演。故事讲述了一对从东北逃难到上海的孤女小红（周旋扮演）、小云姐妹（赵慧深扮演），被卖给江湖琴师和妓院老鸨夫妇。小红每日与琴师（王吉亭）去酒楼卖唱，而小云则每晚站街拉客成为暗娼。在她们居住的贫民窟内，小红与邻居吹鼓手小陈（赵丹扮演），两人每天对窗玩闹，并成为好友而日渐生情。不料，流氓古先生看上了在酒楼卖唱的小红，想占为己有，并上门找到琴师夫妻商议，最后琴师夫妻决定将小红卖给流氓古先生。小云将这一消息告诉小红，催促小红逃走。在小陈和他的把兄弟，报贩老王（魏鹤龄扮演）、理发师（钱千里）等的帮助下，小红成功出逃，与小陈、老王、理发师一起生活，不久，小云也逃到了小陈的住处。但琴师发现了小红的踪影，带着流氓古先生前去追捉小红，小云挺身而出掩护小红逃走，而自己却在搏斗中被琴师刺伤。事后，小王、小陈等赶到居处，抢救重伤的小云。最后，因无钱请医生救治，小云在悲惨的呼喊中，控诉社会的黑暗和邪恶，气绝而亡。

整部影片刻画了歌女小红、吹鼓手小陈、报贩老王、理发师等底层弱势者的典型形象，用他们的群体像赞颂了他们活泼、快乐、积极、正义、团结、无畏的阳光面，也用暗娼小云的悲苦形象来描画了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与悲惨命运。批判和抨击了社会黑恶势力对底层人民的欺凌与侮辱，并动用了蒙太奇、视觉反差、长镜头刻画、音乐插曲等技术手段，将影片的批判性和震撼性发挥到最佳。

比如，影片一开场就用一连串的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来体现上海租界的畸形繁华，当摄影机从上至下摇扫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后，就用阴暗的地下层的视觉反差来结束片头，显示“上海地下层”——在畸形繁华的十里洋场和高楼大厦背后是上海底层社会贫民窟的生活。很好地运用了蒙太奇的视觉反差效果来烘托主题。而在流氓古先生与琴师夫妻谈好出卖小红为妾的阴谋后，导演和摄影师，将流氓顾先生走出琴师房间到楼下的镜头放大为几分钟的长镜头来刻画人物动作，摄影机聚焦于古先生将手中的花朵，一片片摘掉花瓣，并踩在脚下的镜头，描述了流氓古先生的邪恶好色与小红命运的悲怜。

其次，在人物刻画上的反差，体现了底层青年的阳光与黑恶势力的邪恶。小红与小陈在阁楼上的拉琴与对唱，体现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活泼的青春气息。而与之反衬的琴师、流氓、老鸨的丑恶，律师的清高功利，警察的凶横野蛮，房东大叔的蛮横势利更拱托出主人公的善良与阳光。而女主人公小红的刻画正符合了演员周旋自身的经历，从小与父母离散，被卖与养父母，这种本色化的表演，与有主人公小红有相似经历的周旋，演活了这个活泼、善良、动人的歌女小红形象。

再次，《马路天使》邀请了当时的青年作曲家贺绿汀为影片谱写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在影片拍摄中，为了让周旋掌握插曲的演唱，贺绿汀坐在钢琴前，亲自指导周旋演唱。

《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这两首歌都由贺绿汀根据苏州民歌做出改编，录制之后风靡全国。《四季歌》的歌词纯朴真挚，通俗隽永，旋律婉转清丽，富于江南韵味。歌曲以少女怀念家乡四季风景的形式，婉转含蓄地表达了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的东北难民身在他乡，对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美丽家乡的思念。

而在影片中，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辛辣讽刺也设计了诸多桥段。如在逼良为娼、流氓横行的石库门内，社区的名字叫“太平里”，而越是到影片主人公遇到流氓欺凌的危机时，镜头却出现了油漆工人反复粉刷“太平里”的“太平”两字的镜头，以此讽刺国民党的粉饰太平。小陈变魔术给小红看，将藏在手中的银元塞进口中吐出，讽刺国民政府“银元出口”的政策，强迫老百姓不得使用银元改用法币。

在影片结尾，被刺伤的小云临死前，高声呼叫：“穷人，穷人就像蚂蚁一样！”的台词，配合老王无钱请医生只能让小云等死的场景，十分到位地表现了旧社会穷苦人民命薄如纸，无处可求的悲苦和愤怒。使得观众在句尾的高潮中受到心灵的震撼。

    可以说，《马路天使》不愧为上世纪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之作，两位青年演员赵丹和周旋，在中国默片时代的大反派老戏骨王吉亭的反衬下，在青年演员魏鹤龄、钱千里等的烘托下，共同刻画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表演经典。其中的两首主题歌也成为了传世佳作。更重要的是，《马路天使》将作为左翼电影、社会派电影、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先驱，占有着不可磨灭的位置。

而从影片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上，我们不难感觉出《马路天使》中透露出的这种淳朴自然的现实主义美学。电影将西方的现实主义美学，苏联十月革命后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艺观，结合中国民族电影的框架内融会贯通的实现。左翼电影将镜头对准了贫苦市民的市井生活，通俗易懂的影像叙事，将现实主义艺术的巨大魅力传播给观众中间。不仅超越了当时中国电影的传统，甚而超越了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的高度。左翼电影和抗战之后诸如《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社会型、批判现实型电影在对国统区青年的进步启蒙上，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和作用。

  反观当下的一些中国电影，其内容歌舞升平、无厘头闹剧、炫富拜金、空洞无味、低俗不堪，与上世纪这批有思想、有情感、有内容、重现实、重反思，内容积极向上的左翼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相比，真有种天壤之别和恍若隔世之感。（作者为历史纪录片编剧、时政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