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新政”败落的教训

文│袁 刚

   2015年“两会”落幕时传出仇和落马被查消息，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仇和曾是被舆论热炒的高调改革先锋人物。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后进入“攻坚克难”阶段，曾先后出现“仇和新政”和“重庆模式”两个典型案例，当时引发很大争议。仇和与薄熙来都曾是手握重权的地方“一把手”，个性鲜明敢出风头敢冒尖，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干得轰轰烈烈，一时博得满堂彩，但最后却都落了个狼藉收场，结局可悲。

  高调改革先锋人物的陨落，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仇和新政”今安在？其落败的教训应及时得到总结，当今中国改革需要怎样的“新政”？

仇和行事风格堪称当代“酷吏”

仇和不像薄熙来出身“红二代”，他是平民出身，完全依靠自己实干打拼，以政绩蹿升至副省级。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农业本科生，毕业后曾从事科研工作并当团委书记，随即转入基层改革第一线，在江苏沭阳县、宿迁市取得了突出成绩。1995年曾公派赴美国马里兰大学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接受西式管理的培训，是有学识、有才干、年富力强、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

2007年仇和由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昆明市委第一书记，随即强势推行了颇具争议的“新政”。他以雷霆风格迅即展开治理滇池、拆城中村、建新城，及教育、医疗、招商引资等多方面的改革；让昆明市所有副处级以上官员公示电话，群众可随时找主管官员信访；对一些重要党政会议进行现场直播，官员凡不熟悉管内数据，发言照稿子念而一问三不知者，都难过仇和问责关。他铁腕治吏，有一官员开会时打瞌睡，当场被撤职，一时传为佳谈。“仇和新政”曾在官场刮起一阵旋风，直到数年后才被薄熙来的“重庆模式”盖过风头。薄、仇行事风格颇为相像，办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且都很专横，体现的是长官意志和专制精神

为求跨越式发展，仇和自问“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不行！”他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所以他惯用高压、强制，甚至动用专政力量对付群众，为了政绩罔顾人权和法律，结果不久就招来民怨。

仇和在江苏沭阳、宿迁政绩显著，但在昆明大拆大建透支市政府财政，留下呈贡“鬼城”，败笔显露。被拆的城中村民众的新居至今也未完全落实，有一些楼房只是靠近城中村，也因成片开发成片折除而被殃及，却难以兑现补偿承诺。由于大片菜地被征用建新城，昆明的蔬菜价格一下子贵了起来，而新楼盘铺面因积累太多，几年也难卖出去。仇和曾强令昆明居民将自搭的防护窗统统拆除，以求市容美观，但在市民抵制下，这一典型的形象工程最后不了了之。2011年底仇和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不再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新政”悄然落幕。然前后4年的毁乡建城，大拆大建，让昆明古城面貌大改，后来新任省委书记秦光荣在一次公开会议上诉说：“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2013年1月临近年关时，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因大雾，滞留约7500名旅客，有人质问“仇和新政”哪去了？然而出面安抚的却是副省长刘平相，铁腕果决的仇和式行事风格，在昆明再也未见展示。

“仇和新政”不具典范意义

    仔细分析比较，我们会发现仇和搞的治吏、治污、拆迁、建城等事各地都有，且不一定比仇和干得差，如广州、厦门等不但城建规划出色，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仇和新政”就内容来讲其实并不新，新异之处在其以猛治国，大胆敢为，“苍鹰”“酷吏”式行事施政风格，更显其为官场异类。

仇和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作为昆明的“一把手”，仇和大权在握，说话算数，能办别人办不了的事。所以城中村改造这种“老大难”，有“老大”仇和拍板“就不难”了。他说：“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但如果“坏的结果”出来了呢？仇和则不考虑如何承担责任。这种行事风格，其实就是“任性”蛮干，是典型的人治。仇和声称：“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短时间内他也确实干成了一些事，加上媒体炒作，使“仇和新政”一时极富传奇色彩，而实际上并不具典范意义。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也做了些表面文章，实际上是“黑打”，是枉法乱为，“重庆模式”也不成型。薄、仇二人不重法治重人治，行事霸道不讲民主，用的是早已过时的军阀作风、家长制作风。仇和曾说：“建设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民主才能民安，民安才能得民心”。在沭阳为求“民安”，他竟命小偷到电视台宣读“忏悔书”，还把公办学校和医院卖掉，令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并给教师下达招商任务。老百姓编顺口溜描述其强力拆迁：“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拆了你莫哭，没拆你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足见其政绩并无民意基础，也就不可能持久。“仇和新政”与“重庆模式”都是昙花一现，最后都以落败告终。当今中国改革经不起这种瞎折腾，需要的亦非仇和这种没有民主作风和法治观念、任性妄为的“改革家”。

仇和忘我工作实干改革，却也不能免俗，他称自己是“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他的最终落马并非因蛮干工作失误，而是牵扯到土地城建腐败，“严重违纪违法”。他从宿迁到昆明任职，都有某地产商一路跟随，拿地不走合法程序，在大拆大建中涉嫌利益输送、权钱交易，具体情形有待审查结果公布。

古来许多酷吏虽残暴，却铁面无私，不致贪赃自肥，但仇和的贪腐却让人大跌眼镜。仇和初到昆明曾表白自己“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又宣言“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最后竟败于贪腐，让百姓大失所望。当代“苍鹰”酷吏最终事业不成，连清官廉吏形象也不保，这十分可恶，也十分可怕。一个说一不二的大城市“一把手”，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力，却不能谨慎使用。仇和曾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又说：“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他透支财政大拆大建，是冒了很大风险，付出了极大代价，但风险代价都算到了国家头上，他自己却不能洁身自好，任性弄权，贪赃自肥。这样，他所干的一切所谓“新政”，就都假得很。

新时代政治的常态是民主与法治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当今中国进行的是现代化改革，是向现代文明迈进，与国际接轨，容不得中世纪式的“苍鹰”酷吏胡来，民主与法治才是新时代政治的常态。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着力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像仇和这样敢于挑战法律底线，与依法治国的方针完全背道而驰，又怎么能行之久远？他钻政策法规的空子，在江苏沭阳集资不到，竟扣除全县公务人员包括离退休者工资的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用于修路。仇和以人治挑战体制盲点，虽办成了一些大事取得一时之效，却根本不值得提倡，也不可复制，如他让副处级以上干部公示电话，明显是公而忘私的做法。仇和的垮台，实宣告了任性枉法搞改革的终结。

但仇和的陨落仍然让许多人扼腕叹息，毕竟他勇于挑战体制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办了不少实事，多少促进了社会发展。比起那些在体制内吃粮不干事，无所作为的庸官，他还算得上是个人物。仇和自己就讲：“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

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仇和新政”并非完全是仇和个性化施政的展示，也深刻地反映了现行体制的一些弊病。仇和说：“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此话不假。改革先锋马前卒可在沭阳小县城施展拳脚，大拆大建干得有声有色，但要将其“经验”移植到大城市，却有些异想天开。仇和想在江苏宿迁和云南昆明复制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实在不接地气。

在中国改革进入第三个十年后，改革的再深入的确越来越难，需要强人的推动，其时舆论就希望再有一次“小平南巡”来推动改革。而如此大手笔既不可复制，“强人”仇和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将他由江苏调到昆明，也一定是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杀开一条血路来”。这即是“仇和新政”高调亮相的政治社会背景。北大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基地还专门组织课题组，对“仇和新政”进行跟踪研究，现在看来也是不了了之。紧接着有“重庆模式”的出现，政商学各界更是就此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希望它们能探索出一条深化改革的新路。可惜两个高调的模式的最后落败，实际上宣告了人治改革强人治国模式的不再。

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方针，明确反对违法乱纪搞改革和对权力的“任性”，大力推行民主与法治。对照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先前改革的成败，应从民主与法治的角度多作总结，对风行一时的“仇和新政”和“重庆模式”的落败，要吸取教训。笔者认为这不光是仇、薄个人的失败，也是一种行事作风、管理方式的失败，折射出体制的某些弊端。中央提

出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是对薄、仇此类行事方式的否定，为今后改革指明了大方向。“仇和新政”并不新，不但不新反而旧。但旧的人治军阀作风改头换面可被说成是“新政”，且风行一时，恰恰说明我国民主法治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说明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方针提出得及时。

“名为锢身锁，利为焚身火”。风云一时的改革明星陨落了，所谓“新政”暴露的问题也是深层次的，仇和落败教训深刻，案例是活生生的，各界应及时总结，当政者更应及时加以调整，采取适当措施，在各地以民主法治取代仇和式的霸道人治，兴利除弊，加大力度深化改革。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