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风流】“巨富长”老房群像

61岁的寿幼森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喜欢拍上海的老房子。

拍着拍着，老寿发现：“弄堂里厢假使单有建筑物，没人，有点死气沉沉的，不能够体现出人在里厢生活的状态。”于是，他想到了给住在老房子里的老人拍摄肖像。

事实上，老寿自己也住在老房子里。他所居住的新式里弄，位于由“巨富长”（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三条马路和常熟路所围拢的区域。这个“方块”里的房子，现在基本上都是优秀历史建筑。

老寿给老人们拍照的想法，得到了居委会的支持。从去年开始，他陆续给社区里二十多位85岁以上的老人拍摄了“居家照”。

老人们坐在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面对着镜头露出笑容。这样的照片充满了细节，让人忍不住要细细看上好久，还想听听照片里的人说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往的经历。

壹

蒋之鉴：从洋行职场到朝鲜战场

蒋之鉴，90岁，富民路182弄居民

蒋之鉴的衣橱里有十几套西服。掀开用来搪灰的红布头，里面的西服有黑色的，深灰的，深灰带暗纹的，浅灰的，深咖啡的……颜色、款式各种细微的差别，裁剪挺括而考究。还有春秋天穿的卡其色长风衣，冬天穿的黑色呢大衣。

这些衣服都有些年头了，是他年轻时在时髦的西服店里定做的。衣服内衬的标签上有英文商标“Esquire”，还有店里的电话号码——当时上海的电话号码只有五位。

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洋行里工作。他说那时穿衣服都是配套的，西装、领带、毛衣都要搭配好。“那个时候的潮流，就是这个样子。”

拍照的时候，我们问，要不要挑一套西服来拍？蒋之鉴说：“你们不是要拍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吗？我现在西装不大穿了，只有校友们一起搞年会的时候穿穿。”

他给自己找了件细格纹的便服，里面穿一件高领黑色羊毛衫，下面穿深色西装裤，一双锃亮的皮鞋。虽然是比较休闲的打扮，但毫不潦草。尽管今年虚岁90了，他头上的白发并不见多，二八分梳得整整齐齐。“头发我是每天都要好好梳的。”他说。

电视机上摆了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穿军装，胸前带着军功章，和衣橱里的西服形成一定的反差。那是他参加抗美援朝回来后照的。他在战场上当的是翻译，用英文向美国兵喊话：“Lay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他又去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没想到一去就是三十年。

受访者自述：

我们家祖籍浙江定海。上海开埠的时候，我爷爷的爷爷来从事“大五金”生意（包括水泥、钢材等）。到我这一辈，在上海已经有五代了。

我5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和母亲都靠爷爷供养。我爷爷的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家里有两部汽车。当时，他一方面有祖传下来的一些财产，一方面自己也有工作，在上海铁路局上班。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是我奶奶的三弟，每年从国外回南京续职的时候都会来上海看我们。我叫他“三舅公”，到现在还有点模糊的印象。

为什么后来我的英语比较好，特别是发音很准呢？因为我从初中就开始学英文了。那时我在山海关路上的育才中学念书，老师在讲台上大声朗读元音辅音，我们就在下面跟着念。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语音语调，英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等到我在圣约翰大学读法律的时候，平时同学之间交流，基本上都是用英语。

我1948年毕业后，和其他同学一样进了洋行工作。我进的是一家美商企业——德士古石油公司，在延安路、四川路拐角的惠德丰大楼（现四川大楼）里上班。我衣橱里的西装大多数都是那个时候定做的，因为同事都穿得比较考究 。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志愿军主要面对的是美军，但语言不通，中央军委赶紧向上海方面要懂英语的人员。为此，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特地改名为“附设上海外文专修学校”，急招了一个英文中级班，专门为抗美援朝招募翻译人员。我那时24岁，正值血气方刚，就报名参加了。

班上的学员实际上英语都已经过关了。我们在学习班待了没几个月，就于1951年2月北上了。先在北京待几天，游故宫、颐和园，看了场京戏，然后就下部队了。

我被分配在第12军军部，担任敌工助理员兼英文翻译。到朝鲜去当然苦啊！我们从辽宁省宽甸县城步行了50里到达鸭绿江边，然后踩着由木船搭成的浮桥，跨过了鸭绿江，休整没几天，就随部队开始了第5次战役。

我们军队的指挥很直接，部队到哪里，军部也要到哪里。凡是军部有前线指挥所，就肯定有我。因为抓到美国俘虏后，需要派我跟他们交流。

我在朝鲜主要有几项工作。其中一个是阵前喊话。就是到阵地前沿，边上一个通讯员摇发电机，我就拿着喇叭喊：“缴枪不杀！我军宽待俘虏！你们是为华尔街卖命，死了没有意义，赶快投降……”作战的时候主要是喊这个。——当然是用英文讲啦！

平时没有战斗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就下部队，教战士们几句简单的喊话内容。比如，缴枪不杀，“Lay down your arms, No kill!”

另外就是审讯和教育美军战俘。俘虏抓到以后，先要送到军政治部敌工处集中审讯、看管。这个时候我就要跟他们交流，等于是进行思想教育。我印象比较深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叫麦特生，个子也跟我差不多高，他原先是个大学生。我们相互交流了一下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在遣送他去战俘营的当晚，他主动表示，等战争结束回国后要如实地向各界反映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做一个“和平人士”。至于他后来究竟有没有这样做，就不知道了。很多年以后我到美国去，还想到了他当时说美国有华盛顿州、弗吉尼亚州、纽约州等等。

我在朝鲜的时候一心就是抱着死的决心，确实是牺牲的机会太多了。有次我们晚上送战俘，驾驶员、副驾驶员和我坐在前排。途中遇到美军轰炸机轰炸，赶紧靠山边停下来。等炸完后开车，坐在中间的副驾驶小沈怎么不动了？结果一看，他的后脑有个不大的洞正在流血，驾驶室的后窗玻璃被打穿，弹片穿过窗户打进他的后脑，当场牺牲了。

还有一回轰炸，边上有人牺牲了，炸弹的弹片打在泥土上，弹到我头上。一摸头上都是血，到现在还有个包。还好飞起来的是泥土，要是石子，就完了。

去朝鲜打仗我没有后悔过，我是一个中国人嘛。我算是命大的。一个是没有牺牲；一个是没有受重伤——我们行军从一个战地转移到另一个战地，路上都可以看到树上挂着一个腿，一只手，不稀奇的；还有就是没有被俘。被俘的人苦啊，回来以后一律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跟四类分子同样对待。

我在朝鲜一直待到1954年，回到上海后，上面动员支援三线建设，我就主动申请到贵州去了。1959年去的，没想到去了整整三十年，1989年退休才回到上海。

我活到现在90岁，每天喝8杯水。我抽一点烟，过去是一天三包，现在是两天一包。一天才10支，不多的。尽管我目前没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但是眼力和听力比以前差了，等于是功能衰退了，使用起来就麻烦了。

平时晚上我看智力节目《一站到底》，加强自己的思考力。我有个自动麻将台，以前还经常打打麻将，现在不打了。打麻将要坐几个小时，脚不活动，到第二天这个脚就感觉不对劲了。

我每天下午都要到外面去转一圈，坐一段附近的公共汽车，再走一段路。我坐26路比较多，坐到金陵西路重庆南路，下来走一段，坐地铁1号线。到人民广场换2号线到静安公园，再走回来。除非下大雨，小雨我也出去。我现在走路还可以，就是走得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