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 来美国注册了一个语言学校，就去中国餐馆打工。后来乘放假的空隙，同二位上海朋友一起在纽约注册了一家公司。那还是八十年代初期，来美的大陆人本来就廖若 星辰，在美正式开公司的大陆中国人我们不敢说是第一，但也应在先驱者之列。公司的经营范围号称进出口，当时认为凭我们身在美国的地利之宜和“洋泾浜”英文 的优势，靠着为国内单位购买美国产品赚点佣金，应可略有小成。当然以后事与愿违，但起步还很顺利，而且是“不可思议”地顺利。

筹备公司，下列几件事必须在公司开张前办妥：注册，银行开户，寻找办公室，购买家具和办公用品。第一要落实的是办公室，因为办理任何手续都需要地址。我们都是刚结束了外州的打工生涯来到纽约，身边带着打工的积蓄，苦哈哈地，在纽约居无定所，何来地址。

冥冥之中似有天助，因我初来纽约，就去一位新交的台湾朋友刘先生家里作礼节性的拜访。闲聊中刘先生问起往后有何打算，我无意中回答，“想在纽约同大陆做点 生意”。他马上提起他的老同学萧先生在曼哈顿投资几幢办公楼，可去一问是否有空余的办公室。于是当场打电话，当场约定见面。

萧先生真是性情中人，同我们萍水相逢，居然毫不犹豫地愿意拔刀相助。第二天见面，他简单问几句后，就陪我们去看一处办公室。那一大单间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 的高层办公楼里，六，七十平方米以上，房租只开$375。办公楼的豪华程度倒是一般，但是坐落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黄金地段上，意义非同小可。萧先生知道我 们三人来美不久信用尚未建立，就以自己的名义租下。他是大楼的股东，当然可以签到超低租金的租约。

好事成双，另一位伙伴的好朋友在曼哈顿的一家美国公司上班，那公司正要迁去俄亥俄州，而办公室的家具要存放在仓库里。她同老板提起我们，老板说“要什么家 具自己来搬，我们本来就不要了”。他们公司下班后，我们去那里一看，天上掉个大馅饼还不算，那可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豪华的办公室。我们的工作只是在看中的 家具上贴标签，搬迁那天工人会将有标签的家具运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并按我们的要求摆放在指定位置。

几天后，我们的办公室焕然一新。进门是会客部分，一圈皮沙发，波斯地毯，书架，陈列柜。靠第五大道的大窗是办公部分，三张大办公桌，皮转椅，电动打字机（那时没电脑）。墙上还挂了好几张现代派的油画，书架上放满了人家那里搬来的谁也看不懂的洋装书。

同时，注册公司，申请联邦税号，银行开户，一路顺风，一气呵成。记得我们三人，二男士穿着来美时上海定做的尺寸明显超大的西服，那位女士打扮得花枝招展， 开着我那辆破车去纽约首府奥尔巴尼注册。进门一看，人家都穿得随随便便，就我们三人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当场填了表格，开支票付了注册费，然后问道“好 啦”？收款处小姐答“好了”。从进门到那位小姐递给我们收据，前后不过一小时，事情就办完了。

带着一脸茫然，我们离开政府大楼，悻悻然地上车回纽约。对在国内习惯于办任何事情都要经过繁复手续的我们，过程简单得使人有一种悬空的感觉，这毕竟是注册 公司的大事啊。申请公司联邦税号就更简单：打个电话过去，对方问清公司名字，地址等信息后就报出一个号码。这就是联邦税号，过几天我们收到一封信，里面是 税务局寄来的正式文件。

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生意当然不会自己上门。我们自认深谙处世之道，很清楚自我吹嘘和请客吃饭是成功的第一步。八十年代初，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陆土鳖们都没 见过世面，我们的豪华办公室在别人眼里就像现在国人看中石化的吊灯一样，可以说是美奂美仑。再加上我们自我吹嘘的同大陆高干的关系，将公司的背景渲染得高 深莫测。

这套宣传很有效，加上大方地请客，让一些来我们办公室访问的在美访问学者或来美的代表团趋之若鹜。但是几个月下来，我们仅接到几单小额的买卖。基本上是某些代表团委托我们订购指定的产品，而我们的工作只是打个电话，开张支票，佣金当然也不会多。

小骗小赚，生意好做，但是金额太小，以致入不敷出。现在再来总结，我们当时乱撒精力和金钱，以致看来门庭若市，声名在外，实质上全是无用之功。我们机会其 实很多，因为当时在美“商”帜高张的大陆人极少，而且我们确实同驻纽约的一部分中国外交官的私人关系非常好，外交官们的背书为我们公司确立了无可置疑的信 任度。

回想起来，我们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三人书生气太重，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几乎每个月我们至少会遇到一，二个国内来的重量级代表团，我们请他们的成员吃饭，陪他们逛街购物，甚至邀他们去我们的住处喝茶聊天。但大家是否注意到这中间缺了点什么？礼物。

八十年代初国内一般工资在每月100人民币以下，而且电视机，录音机等所谓“八大件”奇缺，人人对这些产品青睐有加。那些处长局长特权有限，出国一次只能 购买少许。如果花几百美元买台录音机送人，其意义远超过吃百顿饭。所以当我们这三个不谙世事的“老板”同那些处局长聊得推心置腹，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在 坐等胜利成果时，人家港台出身的老侨领们早就暗渡陈仓，在那堆官员中打下了扎实的“人情”基础。

这些花招，对三个曾经完全接受党的正统教育的新手而言，确实是匪夷所思。原来无论官大官小，贪污受贿乃人之本性也。那些在台上夸夸其谈的衮衮诸公并非一清如水，而“党性”一词仅是他们用来教育小民的，对这，我要好多年以后才初知端倪。

1983年汪道涵率上海市代表团来美，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我们公司混进了纽约“亲中”侨界，并同那些富有的纽约“侨领”们并起并坐。因为这些侨领都是解放 前来美或从港台来美的所谓上海人，而我们却是唯一的从上海来的上海人，那些第一次来美的局长主任们，见了我们几个上海人就像亲人似的随便。尤其还有纽约总 领馆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的推荐，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实际上当时只要天天陪着他们中间的某几个，再锲而不舍地盯到上海，拎一只最高级的录音机到他们上海家里。仅靠上一个人，随便捞一个项目就够我们吃半辈子了。

言归正传。几个月后，我的积蓄在挥霍中消耗殆尽，而且申请研究生的手续俱已办妥，在实在的学位和虚空的金钱的权衡之中，我选择了学位。毅然摘下了“老板”的桂冠，洗去一身铜绿，我义无反顾，只身前往华盛顿，回归清贫的书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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