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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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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一
2012年的夏天，暂别中国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国波士顿的土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生活，一无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自己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时光已过十年，两者在我记忆里却是一贯的，而分不开。这是我的状态。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国南部旅行。先从波士顿飞到原为法国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为美国领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New Orleans。从机场坐公交车到市内，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是路上的劳动者显得没那么勤奋，宽敞的路上明显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感觉很空，商业街的店里没什么客人，服务员也闲着，我进去也没有被理睬，许多人在"胡同"里打发时间，似乎在"下岗"中。大多数是黑人，使我无意中紧张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我真从未见过那么多黑人。从早到晚，尤其在市内主要的景点French Quarter地带里到处都是警察，来到美国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个词：维稳。
一边走路，一边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态，发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美国著名的连锁便利店CVS也卖酒。波士顿的CVS是不卖酒的，而且据我的亲身经历，街上喝酒是要被惩罚的。
我在街上向巡逻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从波士顿来的游客，我想问一下，这里街上等公共场合喝酒是被允许的吗？"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他回答说"我们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们也不鼓励，但这最终由他们决定，管理自己。"
暧昧的回答并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带存在着。我看着那些街头没事干，却走来走去的黑人之表情与动作，胡思乱想："这可能是这里的维稳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来说还比较低，自上而上的管制有时反而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安。
后来，2013年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时候发现，位于芝加哥的日本便利连锁店 7-Eleven是卖酒的，而我平时生活的波士顿7-Eleven是不卖酒的。这是因为两个州的法律不同。美国人的生活规律顶多取决于州政府，而不归结于联邦政府。
遇到这样场面时，我才切身体会到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牵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来制定的。美国人大概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此多样化的移民社会，从早到晚，什么变化都有可能，什么人都有，什么价值观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门，那么，由位于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来控制全国各地的游戏规则与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能。到了美国，我才明白，联邦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来说是一个底线，即为了良性治理这个社会而起码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学，我把这一在美国南部的感受跟一名政治学教授分享了一下。他回应说，"哦，你去南部了，这是对的，那里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只是待在波士顿，你是无法了解美国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贵族多的波士顿在某种意义上是最不像美国的美国。
紧接着，我问了一个所谓"敏感"问题，"对了，教授，美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州的州情与法律都是不一样的，联邦政府也给州政府很大的空间和权利，别说行政权，连立法权都赋予了。当然这是有效，有机，长远统治这个社会的需要，但白宫方面会不会担心分离主义呢？有些边缘化了的州搞什么独立运动什么的？"
教授带着笑容和"拿你没办法"的语气回答说，"生活在每一个州的人既能够享受作为美国人的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权利，还有尊严，同时也能够根据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征进行自治，为什么要分离呢？若不这样做，他们才要独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过浮在加勒比海的美国自治邦波多黎各。记得，他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包括棒球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的，也有自己的"国旗"，但它实实在在地属于美国的领土。地理位于加勒比海区，国家属于美利坚合众国，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语言习惯等是拉丁式的，更多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我跟当地认识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点不禁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是一种国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于美国有它很大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够参与投票选择美国总统，这点有争议，但华盛顿也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空间，妥协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状况。当然，我们都自认为是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国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赋予的。"
不仅是波多黎各这样名副其实的"自治区"，一般性的州的大街上也能够看到美国的国旗和各州的州旗同时飘在空中的情景。美国人在经营生活的过程中似乎早就习惯了拥有"两个领导人"的政治形态，不去质疑，成为共识。毕竟是政治，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包括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居民与移民之间…但据我观察，美国今天的政治形态包容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美国人"大致认为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续的，和谐的，科学的。
五
中国三中全会闭幕了。这是一次讨论经济的政治大会。很遗憾，我在会议期间没有能够到北京现场感受它的氛围，只好从美国东岸远远地暸望正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盛事。
《公报》、《决定》、《说明》，会议期间以及前后，国人讨论其具体议程与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和密集，说明人们对此轮"政权交替"的关注，包括期望与担忧，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会议的结果，满意也好，失望也罢，赞扬也好，绝望也罢，关注度的提升本身无疑利大于弊，将成为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本身。
我自己所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边界"。如何划清，甚至创造边界对中国未来十年来说将是一大课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由谁来划清，创造它则是更大难题。
凭借我在中国求学生活的十年经历，中国人对"边界"的认知与对策普遍是模糊的，文化上、民族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交往上、社会上…有时主动有时被动、有时有意有时无意、有时善意有时恶意、有时上层有时基层、有时战略有时策略、有时直接有时间接…在我这个老外看来，"模糊性"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它既成为淡化摩擦的缓冲器，也成为推迟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会讨论中，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之间、城与乡之间、政治与法治之间、改革与领导之间…这些议题的重点无疑在于如何划清边界的角度，当然，长远地看，中国社会必然经历从"怎么划清"到"谁来划清"的转折过程。
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也在所在地哈佛大学校园内跟美国当地的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校友们讨论中国问题。我从"如何划清各种要素、行为体之间的边界"的角度提出问题，但讨论这一"边界问题"之前，大多数外国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国国内所出现的，跟政治与经济，以及社会与制度相关的词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难以被关注却不了解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们所理解，接受的。中国的国情与处境的复杂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国试图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推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那么，那些出现在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词汇与概念恐怕是需要被外界听得懂的，不仅是负责中国事宜的政府官员、参与中国市场的经济商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渴望了解中国问题、渴望前往中国旅游、渴望学习中国语言、渴望使用中国制造等普通外国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为此，我在美国也时刻感觉到中国有必要调整宣传自己的方式与途径，为的是自己被了解得更加客观公正。
从中外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划清边界"这一问题还真是一个切入口。不仅是从中国改革需求的角度，还应该从中国如何开放自己的角度，中国社会需要公开透明地推进有关"如何划清边界"的公共讨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社会主义"与"初期阶段"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倘若当今中国依然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阶段还是闭门锁国的阶段，那自言自语式地宣扬"两者的关系为辩证统一"即可。但如今中国早就走出了文革，也打开了国门，而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那么，需要解释，需要讨论，需要划清：边界何从何去。
六
2012年11月6日晚，奥巴马先生再一次被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大厅里，跟同学们一起观看大屏幕，跟踪美国总统选举的现场。除了美国当地的学生，住在附近的波士顿市民之外，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观众是外国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奥巴马阵营表现得很漂亮，可称为"大胜"，奥巴马总统确定连任的那一刻，大家都统一节奏大喊"USA！USA！USA！"，我也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其中。美国人和外国人都为奥巴马的连任感到兴奋，超越国籍、种族、性别、年龄、背景等为美国加油。政治原来是有活力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作为移民社会走出过去，走到今天，走向未来的根本理由。
在此之前，我也到投票现场观察波士顿居民是如何参与政治的。早晨8时，街上到处都能看到"VOTE"这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宣传口号，有许多高个子的男人举着牌子呼吁支持某某，向某某投你的一票等。我在剑桥区和波士顿区逛了三个投票现场，排着很长的队，不少人应该是上班之前抽空过来投票的。她们的表情很认真，很严肃，我靠近寒冷的天气下排队中的选民，主动表示自己是一个日本人，来了解美国投票现场是什么样子的，聊聊天。她们给我解释"投票很重要"，"今日将称为美国政治史上重要的一天"，"奥巴马是美国人的希望"，"我特别高兴能够来投票"等，没有什么格言，选民们想得也比较简单，但从她们的表情和气息，我确实能够感觉到她们做选民的自觉、做公民的欢乐、以及做国民的自豪。她们许多人是抱着"我的一票将改变美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立场来到投票现场的。
游走于在美国社会的过程让我发现，在这里，政治是生活化了的碎片。居民只要发现了什么，感到了什么，受害了什么，马上把想法转换成行动，集会也好，游行也罢，自下而上地组织活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媒体，以及决策者也密切关心这些草根声音，投票则是其中最为规范化了的程序。只有政治归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公民才会有自觉，欢乐，以及自豪感，并下决心参与社会变化的动态过程。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28岁来到美国才第一次体会到政治的本质。
2013年1月，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边的古巴餐厅吃饭。给我服务的中年女性是从黎巴嫩移民过来的。我们聊了一会天之后，冒昧地问了下她，"你当时是怎么移到这边来的？"她想都没想，把眼睛放大，说一句；"小伙子，怎么过来不重要。只要踏上美国的国土，你就是美国人。"
七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而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后来，我回到美国之后，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很严肃地回应说，"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好一些了。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从来都认为，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多样的，至少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自己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主义"上的顽固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法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上与大多数的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时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于企业界。对于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业家有必要有机联合起来，与体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它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的。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们真的有决心由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帝"了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忙、快；美国人－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好现在。
八
2012年夏天来到哈佛之后，我用大概一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尤其从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国留学的精英之外，还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学教授、企业家等经常过来进行中短期的访学和培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抑或它所造成的问题有关的讨论会。那些高官或教授不仅从美国人来看，连我都感觉到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说话特别谨慎，甚至比国内还保守，怕在境外出问题。
反正，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就主动地给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一方面是跟着这一战略趋势，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块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今年"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确表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一个"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提倡者小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论点。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出来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主流战略家们看到中国崛起之后，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真正、潜在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尤其周边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在警惕社会主义中国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们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关键在于自己。至于中国，等着它自我崩溃。"
我体会到这些对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们的态度与看法之后，感觉到能够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不断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国还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作为一个日本人，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讨论空间与政策环境。美国战略家比日本战略家高明多了。他们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
2013年9月10日，我在哈佛大学校园内参加了小约瑟夫?奈教授的演讲。主题是"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作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提倡者，奈教授在演讲中介绍中国的官员经常向他问"如何提高软实力？"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放松（Relax）。"
这是一个相当单纯，却中国领导人多年不敢碰的"圣域"。
中国社会真正"放松"的时候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开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约瑟夫?奈教授等美国战略家们要真正出冷汗，开始着急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三中全会《决定》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市场化才是使得中国社会"放松"的前提，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是不可能放松的。在《决定》聚焦的"2020年"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中国高层在多大程度上下决心推动市场化，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放松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我是坚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得到在国际社会上普遍意义的，正常的放松，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前途无量的，无论是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教育水准、文化作品、学术成果、市场活力、品牌建设、企业水准、对外交流、以及媒体报道等等，都能够达到让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个时候，中国会开始改变世界。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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