橱窗里的蛋糕-房产

尊敬的郭德刚老师说过一个相声，他夸耀了张文顺老先生的家如何如何富贵。到了中秋节，全家买了一块月饼，几十口人用耳挖勺一下一下地品尝。如今中国 也有一块大月饼，老百姓每人也在拿着一把耳挖勺，靠着平均的工资，一年能够上一下，40年才能凑足一口。这月饼就是房产。这里只说房产，而不是房地产， 因为地是属于国家的，只有房子才是你的。百姓只能拥有70年的房产，而无权买到地皮。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座楼有10几层，甚至几十层，就是给你地皮，面 对竖起来的几十户人家，这100多平方米的土地到底又算谁的。不如干脆，咱不要地。把地放到国家手里，也好放心睡觉。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收入提高，生活大幅改善，这乃是深得民心的大好事情。没想到，应运而生的是中国的房产业，它像一个吸血鬼（Vampire），大 口大口地吸吮着人民好不容易经过几代人才取得的这点血汗钱。如果说人民的收入按算数级数上升，吸血鬼的胃口则在按几何级数增大。平民百姓靠普通的收入，不 吃不喝，得奋斗3、4十年才能做成美国式的中国梦，拥有一套房子。于是人们谦逊地称他们自己为房奴、蜗居。

那一栋栋高耸林立的居民大楼已经成为西单商场橱窗里的蛋糕，白天供街头的人们欣赏渴望。路人们每人拿一把耳挖勺，一年轮上一勺。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等到挖了40下凑上一口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白发苍苍应当退休的年龄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

到了晚上，为数不多的内部人员，按照权力和门路的大小，拿着不同的餐具，把这块蛋糕瓜分。有人用炒勺，一舀就是几十套；有人用饭勺，一盛就是几套； 再不济的用汤匙，也能分得一大口。事实上，在蛋糕做成以前，分割的方案就已经拟定。遗憾的是那些奴隶们，人家一个晚上得到的好处，你得花费40年的劳动去 积累。在中国的房产业里，通常我们见不到那些晚上切分蛋糕的奴隶主，只能看到那群挤破头皮拿着一小沓人民币的抢购房屋的奴隶。

咱只学过一点儿物理，不懂建筑，不懂经济，也不谙商情。只好假设一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的成本是5000元人民币，一套房有100平方米。那么一套房的 基本价值应当是50万人民币。一座10层楼，每层有5个单元，每单元有两套房子。那么这栋楼总共有100套房子。100套乘以50万，那就是5000万。 如今，房产商把卖价提到1万元一平方米，一栋楼的售价将是1个亿。也就是说， 投资商每卖掉一栋楼，净赚5000万。如果他手里有10套楼盘，他就会净赚5个亿。何况，不少楼房的造价不到5000元，不少楼房的层数远高于10，不少 房屋的卖价还高于每平方米一万。中国的亿万富翁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诞生了。

难怪均贫了几十年的中国一下子会涌现出那么多财富过亿的大款，因为房产业这块蛋糕太肥太美了。只要你小子有关系有门路，能够搞到一块地皮，在沙盘上 摆上楼型，那些奴隶们就会找上门来，送上东拆西借的那点首付。当你拿着这些票子东游西逛享受天上人间后，那些只拿低薪没有劳保的民工们就会把毛坯房建成， 奴隶们还得再花几百两银子，装修毛坯。然后，一家人才能开启香槟，庆祝房子的到来。

目前靠普通收入把房买下来得要40年。不妨称这个应变量为清债年数。要想缩短清债年数有两个可调节的因素，一是房价，二是收入。因为清债年数F是二 元函数，F=F（房价，收入）=K房价/年收入，K 是无量纲的比例常数，可设作1。如果降低房价有困难，可以考虑增加劳动者的工资。工资涨了一倍，清债年数就会降到50%。

中国的房价为什么会持续增长，居高不下哪？不外乎几个原因。第一，房产商的贪婪。他们本来也是一无所有的穷人，依靠着关系，获得地皮的开发权；依靠 关系，获得银行的贷款。空手套到白狼后，他们和温州客联手尝到了这个行业的甜头，大开了胃口。于是在每次得到了海量的回报后，又把价钱提高，获取更大的回 报。恨不得把老百姓兜里的那点积蓄，全部给套出来。

第二，中国本来就地少人多，随着城镇建设和劳动力的开发，城市人满为患。又导致了人为的‘人多地少’的平方。国人的性格又好攀比，你有的东西我要是 没有，那就低一头，丢不起那人。于是再贵的房子也要买上一套，明知有火坑，偏往坑里跳。何况候选的丈母娘还在那里喊叫着，没房没车，免谈。于是卖房的涨 价，买房的加钱，排队摇号，供不应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嫌贵，你就别买呀。既然拼着血本来买，也就怪不得人家房产商无情无义了。

第三，掌管土地的官员，掌管金融的银行，和有胆量敢于出血贿赂的商人们勾结一起。只要房价上涨，这三部分人都会得到好处。涨的越高，好处越大。本 来，政府的职能是维护人民的利益，严格控制非法经商。商人的贪婪只能由政府通过法律来制约。现在，官员们直接得到商人的好处，自然不会立法去限制和制裁他 们，断了自身的财路。何况，这些商人里不乏掌管国家命脉的大官的子女、兄弟姐妹。管钱的，管地的和做买卖的三股势力像辫子一样拧在一起，其实力可想而知。 受苦的自然是那些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

一个稳定的电子系统离不开负反馈的控制。中国的房产业已经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当官的为了捞钱，拼命地圈地；银行界为了利息拼命地发钱；开发商为了 红利拼命地为社会主义添砖铺瓦；兜里闹钱荒的百姓则拼命地借贷想跻身为业主。这个系统自然会使房价不断提升，居高不下，直到发生失去控制的震荡，即气泡破 灭。要想稳住正反馈的过程可以，比如，增加房产税。第一套房征1.0%， 第二套征2.0%，第N套房征N.0%。 这样可以让那些贪婪的同胞望而却步。当然如果一位省长拥有50房产，他会签发这样严厉的法令吗？

中国的房产业已到了骑虎难下的程度。有房阶级看到原来价值几10万的住房升到了几百万，甚至千万，每天都乐得在被窝里数钱。如果房价跌10%， 他们就要失去几10万的财产。你要降价，他们就会把开发商的办公楼掀翻。至于等待结婚生子的无房的青年，房价涨了10%，他们就得多做几年的苦役，对开发 商恨的要命。因为涨价对官、商和金融界都有好处，所以只好苦了那拨青年，谁让你们生在这个到处是铜臭的年代呢。

中国的房产法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本来城里人多数都是租用国有的房屋。当这些房屋被拆的时候，并没有侵犯他们的个人财产。可是他们却领到所谓的拆 迁费，到别的地方买一套楼房。农民们住的是自己建造的房子，他们在拆迁时 也领到数量相当的补贴，可那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何况，城里人各有职业，搬迁不会给生活带来多大的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搬迁 后，他们的未来成了不定式，where to go?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住房革命给百姓带来不少方便和好处，但是也有潜在的负作用。中国地少人多，在几10年的时间里，如此大规模地兴土木、搞基建，会 使耕地剧烈减少，从而增加粮食进口；城镇化的结果也给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污染。而且，在短时间内建造那么多楼群、公路、桥梁和市区会消耗大量的材料、资 源、人力。百年之后，如果这些建筑开始退化、倾倒，届时又会有一个花钱费力的维修高潮。如果那时中国的经济陷于低潮，则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在多 数情况下，细水长流比暴饮暴食要好，循序渐进要比大跃进强。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城建会带来许多预料不到的负能量的后果。

解决房产困境的出路有几条，第一，杜塞贪官污吏的漏洞，把权和钱分隔开来。对于走后门假公济私的官员施以严惩。第二，制定税收制度，防止不法奸商独 囤积居奇，楼空人稀，建成死城；第三，国家出资修建一些低价公寓，供那些开始工作尚无储蓄的青年租用。第四，切断银行和商家的互相利用的黑线，妥善分发贷 款。

火车头在吃饱喝足以后，它的任务是带动扯皮，搞长途运输。暴发户们富起来后，应当带动国民经济，回报社会，改善人民生活。可是贪婪使富翁们成为与车 皮脱钩的火车头，他们在赚钱的路上拼命地溜缰奔跑，却让车皮里的同胞们原地不动。富人之所以富裕不光因为他们聪明、有门路，还因为他们消耗了资源，毁坏了 环境，剥削了民工。他们把钱转移到国外传给自己的子孙，却留给国家和人民一个塌陷的地表和雾霾的天空，这是极不人道、不负责任的行为。政府当用法律和政策 来教育转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对社会的有利的积极因素。

如今，有钱人可以住进几十个千万的别墅，没钱的人却不能拥有一套简朴的公寓；有钱人的孩子可以到英国去读公学，没钱的孩子却没有一间遮风避雨的校 舍；有钱的富人可以买下美国的帝国大厦，没钱的穷人却交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一个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就会失去和谐，很难履行江主席的三个代表和胡总书记的 科学发展观。舍去了多数百姓的利益，而只求少数人的富贵，这乃是舍大本而求小末，难于持久。当这些富人完成财富的转移，到欧美的天堂去享受之时，身后留下 的却是贫瘠与落后。

几千年的儒家礼教和几十年兴无灭资的共产宣传扼制了老百姓的思考和创新的能力。房产商业几乎成了发财致富的唯一途径。因此，大家看准了这条发财之 路。有门路有道黄的大买大卖，发大财；缺路数少关系的凑点小钱，小买小卖发小财。凑不出钱的只好喝西北风，望房兴叹。政府应当鼓励富人减少挥霍，兴办实 业，研发科技，把手里的钱用到富国强兵的正路，而不是像液压机一样用手里的大钱去压榨百姓手里的小钱。百姓每人应当有一把汤匙，在短时间内也能分一杯羹， 喝一口汤。张文顺先生家里用的耳挖勺的确有点小气吝啬，不足取。

也许中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短时间内仓促地开展住房革命，无论从资源、社会道德和方针政策方面都不成熟，让邓副主席宠爱的那部分人钻了个大空子，把麻烦和困境留给了多数没资格投资移民的无辜的平民百姓。

(王克斌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