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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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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伯驹:生于官宦世家,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溥仪的族弟溥侗被人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 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下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口述”栏目结集《走出历史的烟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伯驹将国宝献于国家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陈 毅知道我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次要请我父亲吃饭,陈老总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 歉。”20年后,教育家刘海粟也向张伯驹问及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则坦诚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 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在 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1962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四年后,张伯驹将自 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又捐献给吉林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这 样表达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终也捐了出 去。
但张伯驹的命运继续向下滑落。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八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在一个雪天里,被拒绝落户的张伯驹夫妇离开舒兰,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就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一间里头大概分了两间,外头放了一个桌子,父亲在那整天写什么,里头屋子用来睡觉。”
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过了一年多。
楼 宇栋说,张家生活好时,曾有大大小小十位管家,负责中餐、西餐的四位大厨,但这样的生活落差好像并没有让张伯驹有多大困扰,“在1969年到1972年最 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他的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王世襄回忆。忆 及父亲,女儿张传綵还是不免酸楚:一辈子手不经钱的张伯驹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即便那样,也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张伯驹的命运也因一个偶然之机而突然转变。1972年,患难之交陈毅逝世。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他的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他挥泪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 副被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的挽联,突然被穿着睡衣、临时赶来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捕捉到了。他连声说写得好,询问陈毅夫人张茜,撰联者为何人。 张茜趁机将张伯驹的近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交代让周恩来总理解决此事。于是,“黑”了3年的张伯驹才正式落户口于北京。
待 1978年平反,张伯驹已是位八旬老人了。而80岁以后,是张伯驹一生最忙的时候。他频频参加各种戏曲、诗词、书画研讨会,想为他挚爱的中华文化尽最后一 点力量。但留给他的时间并不算很长。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病房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 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闹着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刚刚 离开人世。
1995 年5月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 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 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22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6年将八件国之重 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颂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信念,他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
(东方.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