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蒙

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媒体进行了各种解读，有的来自官方，有的是媒体请的学者在解读。这些解读我读了不少，感觉不解渴。官 方解读跳不出《决定》和习近平《说明》的范围，只是重复《决定》或者把话说得更细一点，而不少学者的解读往往是单纯从法律角度去谈，谈一枝一叶的问题，好 比盲人摸象，摸到个耳朵就解释耳朵，摸到个屁股就解释屁股，恰恰没有从整体上去解读，隔靴搔痒，没有解读出实质。

十 八大前后，一大批法学背景的学者进入了中央政法领导层，使得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充满了法言法语，集纳了全国法律学者的集体智慧，把能写上去的几乎 写尽了。但这份《决定》是法律文件吗？不，它不是法律文件，而是政治文件。它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而是中共中央全会作出的。所以，仅仅从法律角 度去解读，那是盲人摸象，必须从政治角度去解读，才能入木三分。

一、国际共运史上史无前例彪炳千秋的大事

中共中央召开一次全会，专门探讨法治问题，作出一个依法治国的政治文件，这不仅仅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也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之后的第一次，还是1921年建党之后的第一次，还是1848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史无前例，彪炳千秋。这个依法治国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庄严的历史选择，要走一条前无 古人的道路。这条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辈从未走过的，也是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走过的。只有从这个历史高度来认识它，我们 才能感受到这个《决定》的珍贵，才能明白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共产党是革命党，它诞生就是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推翻旧的政权，自然也要推翻旧的法律和法统。而建立了新政权的共产党，因为它的革命属性，往往没有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已经成为了执政党，需要制定自己的法律和法统，往往会忽视法治。

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一度也很重视法治，当时的许多举措，甚至超过了现在这份《决定》的力度。如在195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东北、华北、华南等几个大区建立了分院，相当于今天《决定》中的“巡回法院”。悠悠60多年后，我们不过是要做一件60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再如，当时的立法权已经普及到了县，而《决定》中还只是到“设区的市”。毛泽东很重视宪法的制定，亲自领导起草，每个条文都字斟句酌，还广泛征求了全党全国的意见。还在1954年颁布宪法、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进行了全国第一次普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凡此种种，都可圈可点。

但1956年 后，国际上爆发了波匈事件，国内发生了“反右”运动，使得毛泽东对法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逐渐走上了否定法治、推崇人治之路，当时已经可以出台的刑 法、民法等多部法律都不让出台了。再之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受到不点名的全面批判，新中国的法治进程猝然中止。随着大跃进、大炼钢铁、四清运动直到“文化 大革命”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的发生发展，中国在人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革”时期达到人治的顶峰。正如《决定》所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不仅有 成功经验，更有“深刻教训”。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再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中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但市场经济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确立了，而依法治国的《决定》到了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才作出，为什么晚了22年呢？

因为经济相对应的不是法治，而是政治。本来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同步进行，但因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得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进行，而是滞后了22年。也就是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启动了中国在1989年后趋于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官方没有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是一次“悄然”启动。

二、悄然启动了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说依法治国《决定》悄然启动了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呢？我们先看看一些很有意思的提法。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

为什么说是“姊妹篇”？姐姐是什么？妹妹是什么？

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用法治为全面深化改革护航》更有意思，最后一段说：“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共同放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将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四中全会的《决定》，形容为“舟楫相配，得水而行”，说成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能说得过去吗？

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个只是法治方面的改革《决定》，这不应该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吗？怎么会是姐姐妹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呢？

答案就是，四中全会《决定》不仅仅说的是法治的事，而是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三中全会《决定》讲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四中全会决定讲的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姐姐妹妹、老大老二的关系，才能“舟楫相配”，才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所以说，要想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的《决定》，一定要和三中全会的《决定》连起来看，还要和党章、宪法连起来看。当然，习近平为两个决定作的两个《说明》，是下围棋的两个“眼”，更是非看不可。我就是把这六个文本放在一起揣摩，才得到一点心得的。

其实在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的《说明》里，字里行间已经说明了这个意思。只是官方不想说出“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提法，可能是担心引起不好的政治影响。那就让民间把它说出来吧。

十八大之后，中央一直在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实就是在“四个现代化”之后，又加了个“政治现代化”。这个“政治现代化”的抓手是什么呢？就是法治。所以三中全会谈完经济体制改革，四中全会就要谈依法治国。

四 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 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而《说明》指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决定》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顶层设计”。

这些表述，都告诉我们，这就是要启动一场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法治只不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灵魂和抓手。

理 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决定》将“坚持党的领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明》中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 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这两个“最”，在党的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在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的问题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明确的信号”。

如 果仅仅是法治方面的改革，需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如此强调吗？正因为是要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内最担心的就是削弱甚至动摇了“党的 领导”，所以《决定》才把“坚持党的领导”强调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用了两个“最”。所要释放的“政治信号”，就是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绝不会削弱动摇党 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