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最著名的墙，当年柏林墙的代号是“中国长城第二”，今日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的英文是Great Firewall of China（简称GFW）。长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甚至由此产生“墙的神话”。人类在太空中能够用肉眼看到的惟一建筑是长城，这一神话流传已久。在一百米 外无法看到一根棉线，哪怕这根棉线可以环绕地球。同样，长城即使有万里，在遥远的太空依然无法看到，这是仅凭常识就可以判断的。但直至宇航员杨利伟飞上太 空，表示无法看到长城，这一神话才算烟消云散。神话是迷人的，但也常是反常识的。

　　美国学者刘易 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墙最初的用途很可能是宗教性质的；为了标明圣界(temenos)的范围，或是为了避邪，而不是防御敌人。”（《城市发展 史》）但是城墙在中国，主要用于区隔，区别内与外、朋友与敌人、安全的和危险的。墙内是朋友，是安全的；墙外是敌人，是危险的。

　 　“墙”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价值理念变得不再重要。《诗经·小雅》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在墙内产生冲突，遇到外部的欺侮却会携手对外。这种 兄弟之情颇为动人，但如果兄弟在墙内遇到比外侮更大的分歧呢？这个问题似乎不存在，墙外的分歧一定大于墙内。是非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分歧发生在墙内还 是墙外。兄弟之情常被转换为母子关系，变成母亲打了儿子，儿子也不能埋怨母亲，因为母亲是为儿子好。对墙内墙外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以至于鲁迅先 生在去世之前提醒有这么一种思维，不能容忍成为异族的奴隶，却可以甜蜜地成为自己人的奴隶：“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 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附集·半夏小集》）

　 　当墙内的世界被视为中心，天朝文化也随之而生。这种天朝文化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把外部视为蛮夷，自己对他者所做的事情都是正当的，外部所做的事情都 是充满危险的。墙使得日常生活处于军事状态，区隔无处不在，不仅外部都是敌人，也有“祸起萧墙”的说法，内部有着隐形的墙，人人互相为敌。城市变成战争的 堡垒，而非自治的城邦，市民的权利让位于不断上升的王权。到了明清时代，与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同步，城墙的修筑也日趋频繁，保留至今的长城大都是明代的遗 迹。天朝文化催生了排外思维，北部是有形的长城，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树立了隐形的墙。海禁使得中国置身于航海时代之外，天朝的君主和臣子以坐井观天为乐。 晚清中英战争期间，英国把沿海封锁，以示惩罚，天朝皇帝对此一无所知，也准备封锁沿海，以示对对方的惩罚。

　 　筑墙的理由往往是提供安全、秩序和稳定，墙能够兑现这种承诺吗？“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讲述了另一种墙的故事。筑墙本身就是残酷的过程，就是在毁坏安 全、秩序和稳定。孟姜女的丈夫被强行征召，死于筑墙，孟姜女千里寻夫，最后将长城哭倒。柔软的泪水摧垮了坚固的城墙，这是“非暴力不合作”的中国故事。与 之相反的是，历代都有不惜一切代价守城的故事。唐代的张巡为了守卫睢阳，在粮食断绝之后甚至以人为食。这种安全、秩序和稳定，是皇权的专利，对于民众而言 是死寂、混乱和弱肉强食。

　　从文物的角度来看，现存的城墙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保护城墙不 等于要从文化的角度称赞墙的理念。墙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不意味着人们天生期待区隔。在春秋以及春秋以前，人们是可以自由迁徙的。如果对自己生长 的地方不满意，可以用脚投票。孔子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虽然没有移民海外，却周游列国十四年。

　　或许可以这样说，墙的历史有多长，翻墙的历史就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