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知的四中全会

加藤嘉一

北京迎来政治季节的此刻，我自己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心情有些委屈，毕竟不能够在中国政治的核心现场。如何跟变与不变交叉中的中国政治打交道，永远是一个谜。如何把握距离的关怀，更是难题。此时此地，我的内心感悟就是如此。

不在现场，我就没什么资格点评当前在北京所发生的，与政治相关的一切。但我很愿意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谈一些与四中全会相关的感受，毕竟这次会议影响的不止是中国，而是世界。

首先，我要表明，此篇是我在大公网专栏文章（《周永康落马 应该对习总说声“辛苦”》） 的延伸。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落马的第二天（7月30日）撰写的原文中，本人表述三个观点：一、周永康落马务必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以制度的方式与价值观 处理、审判任何一名官员的原动力。真正的法治是不给于例外的，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一名官员都不可以特殊照顾。底线不在于人物，而在于法律本身；二、周永康 落马证明的比较确切的事实是习近平掌握的权力之大。接下来，习近平怎么应用这一巩固或被巩固了的权力，应该是关键。权力，需用在改革上；三、以权力促改革 的过程务必立足于制度主义，倘若不把经济、司法、政治的改革过程制度化，那么，一旦换了新人，他又没有基本的权力基础，很容易产生混乱。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必须与制度化挂钩，严格贯彻“权力用在改革，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进”的做法。

至今，我的以上观点没有丝毫的变化。而应该加强的观点则是，正在召开的四中全会正是应该以反腐斗争制度化作为苗头，在习总的掌权下建立“权力用在改革，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推进”，影响中国的命运与中国人的未来的治理范式。

在 这个意义上，中共早就把四中全会的议题设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佳音。中共中央同一时间公布四中全会的召开、议题和周永康落马的重大信息，我不知 道其背后有什么高层动态或战略意图，不过，比较肯定的是，周永康落马到四中全会召开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对习近平来说意味着艰难的考验。毕竟动了“大老 虎”，在共产党内，对这一做法的看法之多面是可想而知的。

四中全会召开前后，党中央如何处理周永康，还是最大的聚焦点。处理已落马的蒋洁敏、李东生等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候补委员不过是小花絮，并不真正影响中共未来的政治蓝图。洞察习近平的决心，以及中共改革之路将走多远，还是取决于对周永康，以及其周围的一些人的处理过程与力度。

现 在看来，四中全会的议程是按原计划实施，会议也专题讨论“依法治国”。我也注意到四中全会的前夕，官方媒体再一次宣传“中央全会的历史上首次把依法治国作 为专题讨论”。当然，至于讨论到什么程度还是要等到会议闭幕后将发表的公报，更要等待四中全会闭幕之后，习近平率领的党中央对法治的落实状况。

从舆论层面看，令人欣慰的是，有些官方媒体趁这个机会发表了比较尖锐的、自我批判式的文章。例如，10月20日，新华网（作者：刘斐、许晓青）刊发了标题为《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标题充满官腔，但内容值得一读。

该 文说明“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渴望法治”的前提下，指出中国仍在努力摆脱两千多年“人治”的阴影，无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是基层社会的“神经 末梢”治理，一些党政官员历史上形成的“特权观念”、“以言代法”、“权大于法”等思维和作风，导致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依然存在，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也成为了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危及执政党地位和国家长治久安。树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法治权威，刻不容缓。该文并引用所谓“专家”的观点主张“依宪治国是最高 层级的依法治国，在宪法旗帜下，法治将体现出法的存在性、公正性、至上性、预设性，既要对权力制约，也要对权利保障，最大可能彰显公平正义。”

我深信，中国国内的一些人和国际社会的很多人看到此段话之后微笑着讽刺“只是说说而已，没什么实际意义”。回顾历史，一些官腔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过，我以上引用的文字，哪怕是表面的，至少不是空话。但愿它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话语，但愿这是中共真正把法治落到实处，不设例外，以制度化的方式，把法律作为执政底线的前兆。

本文刊登于《大公网》2014年10月22日（http://news.takungpao.com/special/szqh_jiatengjia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