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上白下或黑下白上的时候
时寒冰
首先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感受:
原本在你心目中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突然因为一件事情甚至一篇报道改变了,憎恶变成了喜欢。或者,原本在你心目中非常高大的一个人,突然因为一件事情或一篇报道甚至谣传坍塌了,喜欢变成了憎恶。
在中国,这种情绪的急速转换很多人都会经历,也必然会经历。
这是非黑即白教育导致的必然结果。相比而言,西方人更理性和客观——整体而言,相信很多人承认这一点。他们更愿意从人性的多面性去理解、看待人和事。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工学院发生了一起惨烈的枪击案,枪击造成32人死亡,枪手本人也开枪自尽。凶手是23岁的韩国裔学生赵承熙(Cho
Seung-Hui)。但是,当美国人为死者哀悼的时候,凶手和其他32名受害者的纪念石被放在一起,“摆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中央操场,旁边插着一面美
国国旗,淹没在蜡烛、鲜花和卡片等悼念物之中。”他们觉得忽略了这个孩子(凶手),导致他生活在阴暗和失败中,最终选择报复。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尽
管这个凶手的恶性值得谴责,但不能不承认,他也是受害者。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为凶手祈祷的人,一定会被咒骂,甚至被人肉搜索,肆意羞辱。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两种结果:认真反思的社会,开始正视那些容易被忽略和伤害的孩子,给他们温暖——这意味着纠错机制启动了。而用仇恨诅咒的社会,只是在
一个又一个的具体个案中发泄仇恨,让情绪更加对立。这样的社会不但不能纠错,而且,会变得更加偏执和极端。尽管美国校园枪击案仍不时发生,但我们设想一
下,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不禁枪,会是怎样的情形?结果将是更糟还在更好?
在舆论容易被强势者引导的情况下,黑白是可以颠倒的,问题在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观点也往往随之颠倒。黑白颠倒从一个个小的个体,汇聚成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我们看看古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一天,子贡问孔子:“如果一个人,乡里的人全部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并不能就此就说他是好人。”子贡又问:“如果一个人,乡里人全都
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能就此认为他是坏人。(乡里的人都喜欢他)不如乡里的好人喜欢他,坏人憎恶他。”(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1]
就此,朱熹点评说:“一乡之人,宜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朱熹《四书集注》卷七) 何晏《论语集解》、邢昺《论语注疏》等做了更进一步的点评:言乡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乡人皆恶之,是恶恶不著。若乡人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则是善善分明,恶恶显著也。
这些圣贤,都做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舆论并不可全信,必须加以区分。即使所有的人都憎恶一个人,也不代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好人;
即使所有人都爱一个人,这个人也可能是坏蛋。这是理性的看法。圣贤们区分的标准是:好人喜欢的与坏人憎恶的,就可能是好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做最后的判
断,必须先区分好人与坏人。
圣贤是冷静的。舆论是很容易被人左右的,当舆论铺天盖地地赞美或诋毁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洗脑,在激愤的洪流中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愚昧与丑恶。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引领甚至编造谎言的方式操纵舆论洗脑变得更加简单。
但是,问题也来了。
圣贤做判断以好人坏人为前提,好人与坏人真的就那么好区分吗?人性是复杂的,纯粹的坏蛋和纯粹的好人都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是有两面性的,并且,人身上的善与恶是互相转换的。尤其是在黑白颠倒的时候,人们会在疯狂中丧失最基本的判断力。
比如,张志新,文革的时候,那么多人批斗她、羞辱她,为她被虐杀叫好,因为人们认为她是坏人,应该遭受这样的惩罚……现在,人们知道,她是一位优秀的
人,一位为坚守底线不屈服的人,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人。但我不相信她没有恐惧,没有胆怯……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面对羞辱与折磨,她与我们普通人一样,
疼痛、悲伤、憎恶、仇恨……当我们学会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一个人,或者,把一个无论多么有名望的人当成普通人去看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懂他(她)。
1949年以后,我们从小接受的是非白即黑的教育。即使原本很要好的朋友,哪怕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看法就会陡然转变。上初中的时候,由于观点不同,我
的一位好朋友就提出与我绝交。这样的事情,一直到工作很多年后还遇到。大家争论问题,不是为了找到答案,不是为了寻求事实,而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施加
给对方,因为,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把观点和个人的威权、面子联系在一起。与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就是与自己作对,甚至是背叛自己。所以,中国人辩论的结果是伤
和气伤感情,除此之外,再难看到有益的东西。这样的辩论不参与也罢。
所以,我们经常离真相非常遥远。
上学的时候,我们学过《半夜鸡叫》,知道地主坏透了,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仇恨——我们一直在被灌输仇恨而不是爱。但后来,我们知道,鸡是不会在半夜
叫的。而且,被称为“周扒皮”的周春富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周扒皮的1947》是这样写的: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
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批斗“周扒皮”的时候,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
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
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2]
2009年,《半夜鸡不叫》出版,复原了真相。“周扒皮”是中国最有名又最名不符实的地主。就如同《雷锋日记》是集体创作的事实一样,《半夜鸡叫》也是政治需要的产物,因为高玉宝是“文盲作家”。[3]
“周扒皮”的下场悲惨:据曾给他家干过活的长工回忆,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但对长工还不错。这个普通的富户农民下场极其悲惨:在1947年12月底的血腥的土改中作为“阶级敌人”被活活打死,还成了建国后非人年代阶级斗争教育的反面典型。[4]
舆论可以把一个人捧红,也可以把一个人打入地狱。专制可以让一个人死,也可以让一个人一步登天。专制时代,黑白很容易颠倒。关键在于,黑白颠倒的时候,
人们能否保持清醒和理智。而清醒是需要丰富的知识支持的,这也是为什么知识越少的人道德感越强,判断力越差的原因之一。
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或者,只知道一半,如果知道了另一面,我们才能更理性地去看待问题,看待这个世界。
对待自己也一样。除了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更要多倾听那些批评自己的人,他们能够帮助你尽早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至于那些子虚乌有的诋毁,完全不用理
会。偏执的人活在制造谣言的快乐中,一点点地在无聊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人生充满阴暗和污秽。这样的人完全不用理睬。但绝不可以因为憎恶放弃倾听理
性的批评。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能否客观理性地看待人或事,是很重要的。唯有做到这一点,才更智慧与敏锐。
人生就是一个选择。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开始,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结尾。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选择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就必须依靠爱而不是仇恨,就必须依靠智慧而不是愚昧。国民理性,中国梦才能实现。(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个题目《黑上白下或黑下白上》好怪异,其实它的意思就是《黑白颠倒的时候》。感谢大家对我文章的批评指正,希望我的文字能够抛砖引玉,给您带来些许灵
感,引出更伟大的思想和更透彻的观点。向各位朋友致敬!)
于2014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