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
     ———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静杰

记者：近年来，中俄关系发展非常顺利。您曾概括说，“五年之内，中俄关系连续迈上了三个台阶”，这就是1992年中俄宣布“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 两国关系上升到“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6年双方又宣布建立“平等与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请您对这“三个台阶”的内涵做些解 释。
     李静杰：“互视为友好国家”是1992年叶利钦访华时双方共同确定的。其基本内容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双方承诺，不参 加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方联合损害另一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强调面向未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不因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 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长期和稳定的性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两国为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加强两国的全面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为推动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和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密切合作。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新时期。
     记者：您强调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新型的国家关系”。请问，这种国家关系“新”在什么地方？
     李静杰：这种“新型国家关系”是相比较而言的。一是纵向的历史比较，即与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结盟关系和六七十年代的对抗关系比较；二是横向的比较，即与 某些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所实行的国家关系准则比较。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冷战结束后两国用新的思维认识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产物。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过程也是中俄新型国家关系形成的过程。关于中俄新型国家关系的特点，可以列举很多，其要者如：（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其核 心是互不干涉内政。中俄两国都认为，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权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中俄这一立 场既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苏关系;也不同于现在的美国做法，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体现了民主和包容的精神。中 俄在相互交往中，各自保持了自己的尊严，谁也没有屈辱感。（二）高层交往实现了制度化、机制化。中俄关系得以顺利发展，这同两国始终保持各个层次、各种渠 道的经常对话直接有关，特别是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和磋商对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深化和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俄已经建立了两国元首、议 长、总理的定期会晤机制。实践证明，高层交往机制化具有特殊作用：其一，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强相互信任；其二，登高望远，着眼未来，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眼光看待和规划两国关系的发展；其三，克服官僚主义的惰性，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三）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问 题时，相互支持。例如，中国支持俄罗斯打击车臣分裂主义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所采取的行动，对俄罗斯加强同独联体国家关系的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俄罗斯完全 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四）树立新的安全观、构筑 新的安全结构。在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方面，中俄摈弃了传统思维，不再走扩充军事力量、建立军事同盟的老路，而是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 全观，通过实现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信任与相互裁军，构建非军事化的周边安全结构。中俄经过40年的谈判，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终于 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把过去长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边界变成了联结两国人民友谊和合作的坚实纽带。 五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第三国。这既不同于50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的中苏关系，也不同于冷战结束后继续存在的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结盟关系。在国际事务 中，中俄根据事态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没有假想敌和潜在对手。中俄在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都努力发展同包 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关系。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是透明的、开放的。中俄新型国家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成为处理 邻国之间以及大国之间关系的典范。
     记者：国内外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为了共同对付美国的战略挤压而建立的。一旦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李静杰：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根据，但是非常不全面。应该承认，世界格局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迫使中俄必须走到一起，相互倚重。但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外部因素。中俄关系发展成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其自身的逻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还是两国在发展相互关系时所追求的国家利 益。
     国家利益动机是推动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动力。首先，中俄两国面临相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致力于国内的改革和发 展。对俄罗斯来说，就是要振兴俄罗斯，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实现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这 样，两国的外交面临的中心任务都是要为保证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中俄是毗邻而居的核大国，双方如果不能建立 睦邻友好关系，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外交任务。俄罗斯通过同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了东部和东南部的稳定。中国通过同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 及通过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使其战略屏障向西延长数千公里。其次，中俄都实行市场经济，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力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俄在地理上连 成一片，交通便利。俄罗斯是资源大国、科技大国;中国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市场广阔。中俄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 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形势下，中俄都需要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所以，中俄双方强调“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这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
     记者：中俄双方都强调，现在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同上世纪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相比，现在的中俄关系算不上是历史上最好的。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静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最好”的标准是什么。50年代中苏结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方面，非常密切，是“兄弟关 系”。但是，由于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相同和内外政策一致基础上的，所以这种结盟关系本身就孕育着危机。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依然是主权国家。而各主权 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和地缘环境等不尽相同，因此利益要求也不可能总是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先后出现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大 家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所以都把苏联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而予以遵循。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以后，当客观形势要 求各国探讨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时候，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论战。兄弟阋于墙，反目成仇。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的破 裂。由此可见，国家关系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是不牢靠的。
     中苏关系的历史教训说明，不能使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化。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是指政策的制定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不断变化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某种固定的 理论模式和教条出发；检验政策正确与否，不是以实践的结果为标准，而是以是否符合固定的理论模式和教条为标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以意识形态标准划线。 中苏关系的历史教训还说明，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能搞意识形态大论战。意识形态论战常常涉及对方国家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触及 领导集团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意识形态论战不是打笔墨官司，而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论战一旦展开，其后果不堪设想，无法收拾。
     记者：从您发表的研究成果看，中苏长达20年的疏远和对抗，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是两败俱伤。
     李静杰：是这样的。中苏对抗，曾一度走上了战争的边缘。当时，苏联为了防备中国，沿中苏边界大力建立军事基础设施，耗资2000亿卢布（当时1卢布等于 1.6美元）。而我国为了对付可能来自苏联的侵略，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投入国防建设，把大批企业从距苏联较近的工业基地迁往遥远的内地和山区，全国“深挖 洞”，从而使我国的发展蒙受重大损失。其实，中苏双方都没有进攻对方的意图和实际准备。正当中苏热衷于意识形态辩论并由此走向军事对抗的时候，日本和亚洲 其他国家和地区则趁机坐大，迅速发展起来，而中国和苏联却落到后面了。历史证明，中俄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
     记者：现在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出现紧张。西方认为，俄罗斯对内偏离了民主道路，在国外推行民族主义政策，有走向“帝国”的危险。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俄罗斯的变化对中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静杰：问题的实质是，西方不愿意看到和接受俄罗斯发生的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一直期望俄罗斯皈依西方价值观，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国际上同 西方保持一致。但是，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走上了与西方希望相反的道路：修正了上世纪90年代奉行的以“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为目标的改革路线，把 建设强大的俄罗斯作为主要战略目标，在国内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对外推行独立的大国外交。
     俄罗斯的变化不会对中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我们欢迎俄罗斯的复兴和崛起。强大富裕的俄罗斯不仅有利于世界力量的平衡，而且有利于我国发展同俄罗斯的全面合 作。即使俄罗斯真的走上民族主义的扩张道路，其扩张的矛头首先不会指向中国，而是指向俄罗斯认为是其势力范围的前苏联地区以及企图控制该地区的西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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