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辩论

  乔  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683ce0102esgb.html

先 讲一件事。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是从《军报》转载的。《军报》原文是报道我军潜水艇上一名士官，技术超强，几次在潜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他成功排 障，使潜艇得以顺利运行。这样一篇完全正面的报道，到了网上成了什么呢？题目被网编改为：《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风险极大》。同一篇文章，变了个题目，就 完全变味了。 

为 什么会这样？我想，首先是网编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他已经不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处理新闻稿了。这在今天的网媒及从业人员中已不是孤立现象，现在不少媒体人选择 的立场是，只要是官方宣传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写这篇文章，那就改标题。究其原因，除了立场问题，还有就是商业考虑。要吸引眼球。 如果是宣传英模人物的报道可能就没人看了；说我军潜水艇事故频发，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点击率。这里面有各种原因，有政治立场问题，也有追求点击率、追求 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会伤害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甚至会误导舆情。 

对于媒体，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应该先反省我们自己。 

不过，对于媒体，我同意潘维说的，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应该先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媒体今天的状况？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比如潘维提到了价值观的问题，本来，宣传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原本无可厚非，但环顾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提出过24个 字的价值观？你以为罗列的词组越多，就越全面，就越可能把中国人的美好德行和规范一网打尽，却不懂得越详尽越挂一漏万的道理。何况，这么多字，谁背的下 来？让提出的人自己来背，他背得下来吗？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面向全社会推出之前，就不能请一些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帮着推敲一下，把把关吗？哪有把“富强”当作价值观的？说 我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就是要富而且强，能拿这个属于状态描述的词当做价值观的吗？价值观只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是具体物化的东西，因此只能使用名词。连 语言学、语义学的基本问题都没搞懂，就想谈价值观，以其昏昏，怎么能使人昭昭？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八个字的北京精神，同样也经不起推敲。第一个词是“爱 国”，爱国是北京独有的精神吗？这是全体国民都应具有的普遍精神，所以它不属于北京市民的独特精神。第二个词是“创新”，一个首都怎么能只把创新当作精神 呢？一个首都必须有它保持传统传承文化的一面。这是首都的责任。所以做为一国之都，仅提创新是不够的。深圳、上海可以单提创新，独独北京不能。第三个词是 “包容”，第四个词是“厚德”。我们知道，一个人包容了就会厚德，厚德了就会包容，这不还浪费了一个词吗？总共八个字，真正能用的就剩下俩字：包容。这是 不是也太惨了点儿？

比 这个更早的还有《北京市民公约》，七八十个字，都是四个字一组的，居然还把“无私奉献”也写上去了。你怎么能要求市民也无私奉献呢？这是对党员的要求。我 想知道，如果市民做不到无私奉献，只做到了有私奉献，算不算违约？如果算违约，处不处罚他？如果不处罚，这个公约有什么用？现在，不光是宣传部门，很多部 门在提出规范，制定规则方面，经常是不加推敲，草率行事。自己还没弄明白，甚至连语义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会颁布推行，其结果不是说了也白说，对民众毫 无约束力和认同感，就是让人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越来越混乱。这一点尤其可怕。所以，在认识到现今全社会信仰缺失，思想混乱的现状时，我们首先要检讨自己，是我们的思想贫血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六神无主。其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话语的平庸。话语的平庸说到底是思想的平庸。而平庸的话语怎么能让别人听你的，信服你？ 

比 如抗议西方国家首脑见达赖，我们的理由差不多就是一个，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别国干涉，所以你不能见他。这样无力的话语怎么能让那些主张用人权干涉 主权的西方人听从呢？你既然这么在意人家见达赖，索性你就干脆来他一次狠的，找个国家开刀。你要见，我就把咱们的外交关系降成代办级，让你在与中国交往时 吃点政治上，经济上的苦头，让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国人不止是干打雷不下雨的主儿。对媒体更是如此。你政府的话语一陈旧，且一遍遍说个没完，谁还愿意听你 的？要想让媒体听你的，或者让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得从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做起，必须拿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鲜话语。没有新鲜的话语，就 会脱离世界也脱离你自己的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别老把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去。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要勇于承担，有错的地方必须改正。首先要改 变我们的话语方式，建立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何应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 

今 天，国内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与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国内媒体基本上 是整体迷失，这话可能过了。但不少媒体的确在方向上出现了迷失，这当然也就会造成对大众的导向迷失。看看国内那些稍微有点特色的媒体，几乎都是以立场见特 色。这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都反对。这一立场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实际上是让立场决定了是非。这样也就没有了是非观，或者说， 屁股决定脑袋。结果，无论是哪种观点，首先被立场左右。就失去了正确判断问题的标准，这是今天许多媒体的通病。 

再有，媒体的道德水准在经济效益的压力下直线下降，完全失去了职业自律。当然道德水准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体的问题，和政府主导也有很大关系。把一个媒体又一个媒体推向市场，让它们自负盈亏，自己想办法挣钱。记者个人挣黑心钱，拿着一点事儿要挟企业，企业一给钱就摆平了。而媒体行为则变成了个别记者行为的整体放大，它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挣钱。 包括我前面讲的那篇潜艇报道被改标题，和媒体的商业动机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率——因为这样才可能挣更多的钱，置新闻真实和职业操守于不 顾，这和我们今天整个新闻体制有很大关系，更和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有直接关系。对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提高媒体和媒体人的职业自律自不待说，加强媒体的引 导和管理尤为重要，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则是怎样才算是对媒体的最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媒 体管理不能仅仅用压制和封堵的方式，无论是从思想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网络都是压不住也封不住的。压制网络舆论需要技术支持，有了技术支持，又无法判断哪 个信息可以上网，哪个不可以，最后只好用关键词的办法，干脆封杀了事。这种方式绝对不是一种有效而且可取的领导或者引导媒体的方式。我认为，在这方面你与 其去压制它又压制不住，不如创新一种比别人更先进的方式。但创新谈何容易？尤其在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方面。我们必须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网络 专家都参与到对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工作中来，而再不能仅仅依靠宣传部门的官员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