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取胜“天朝上国”并无多大把握，最终下定开战的决心，有一份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潜伏多年的基础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章《中国大势之倾向》，直指大清国的“软肋”——“人心腐败”。奏章分析认 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风靡”“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 近清国之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委靡，不堪一击”。这位王牌间谍还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小太郎此论分析之透彻、认识之深刻，可谓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发人深省。

谈到旧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共同的社会信仰、统一的国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人们各为其主，各谋其私，各争其利。

甲午战败，某种程度上同样败在一个“散”字。在权力中枢，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两派为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在朝廷内部，有主战与主 和之争，朝中大臣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偏执一词，导致清廷对日决策忽东忽西，朝令夕改。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 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而其他派系军事力量作壁上观。

国内外学者将甲午之战称之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颇有见地的。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凝聚不起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打赢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战争？　

据载，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军一时无法攻击，便给了当地乡民一点儿钱，只为区区蝇头小利，乡民竟把敌人自引家园。

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抗日将领卫汝贵妻子给他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 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正是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之后便和叶志超弃城狂逃五百里而“勿当前 敌”。此信后来竟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

在取得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小学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小学教育，文化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中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则多是文盲，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

把“信仰”与“国土”联系在一起，看来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国人多唯金钱、好处是瞻，甚至不惜当汉奸也无所谓，我们民族利益还有保障吗？我们国家还有真正的边界吗？

一个人不能缺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丢弃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一支军队不能淡化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就会一击即溃。

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正是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使我军将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觉悟，从而书写了战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她用“信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之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只有铸牢国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甲午战争失败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