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对战争史毫无了解的中国人，也会因为电影《上甘岭》及那首插曲《我的祖国》而知道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上甘岭战役”。电影固然好看，但它终究是后来的艺术作品，而不是现场的真实纪录。了解这个战役的人可能会说：“那个年代、那样惨烈的战斗，不可能顾得上照相之类的事儿。”事实上，在英雄的上甘岭志愿军战士中，就真的还有战地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就是高亚雄。

　　高亚雄回忆：

　　我也随部队上了前线。我虽然是摄影员，但是在那样的条 件下也很难拍到好照片。大部分战斗是在夜间进行的，我只有在白天反击的时候才能拍。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一次白天的反击中拍的，而且只拍了一张就又回 到坑道里。照片上的战士我都不认识了，因为伤亡太大，为了保持部队的番号就不断地补充人员，连队不断地在重组，只知道是45师的。

　　高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终因敌强我弱，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被迫转入坑道，坚持斗争。坑道战比阵地战更艰难。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对15军坑道采取筑垒封锁、石土堵塞、轰炸爆破、断绝水源、施放毒剂和烟熏等毒辣手段，妄图消灭坑道中的志愿军。

　　坑道战是艰苦的。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用互相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戏称为“光荣茶”。战士们把饼干放入嘴里能把舌头割破，人丹放在嘴里竟化不了。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10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 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两个高地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要通过10道封锁线。即使到了坑道 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只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十五军后勤部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组织机关和部队靠“匍匐运输”、“接力运输”等方式，将3万发迫击炮弹和大量食品、物资送入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运输人员伤亡就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秦基伟曾对尤继贤说：“打罢上甘岭，给后勤记头功。”

　　坑道里挤满了战斗员、伤员和烈士的遗体。硝烟、血腥混 合在一起。粮没了、水没了、药也没了……双方已经都很难坚持了，这时就看谁能沉住气了。为了掌握情况，志愿军决定抓俘虏。通过审讯俘虏，秦基伟心中有了 数。他在日记中写道：“敌人两个师已有半数以上死伤，按美军(每个)师1.8万人，伪军(南朝鲜)1.2万人，合计3万人。现在能够参与战斗的不到1万 人，敌人为争夺我们两个连的阵地，用了两万人的死伤，而阵地仍然夺不去。我想，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拼消耗的，美军不是缺钢铁而是缺少人力……”据此他决定 开始筹备反击战。

　　11月11日15时45分，志愿军的榴弹炮、火箭炮、 迫击炮、山炮、野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军倾泻。秦基伟指示炮兵要巧妙地运用火炮的威力：15时45分炮火进行第一次急袭后，停歇5分钟，再急袭5分钟， 然后假意发出步兵攻击信号，但并不冲锋，把敌人引诱到前沿工事后，才使用火箭炮覆盖，几十门榴弹炮也一起轰击。这几次急射，1万多发炮弹铺天盖地落到敌人 阵地，537.7高地北山一片火海，地堡飞上了天，铁丝网被炸断，敌人的尸首四处飞扬。

　　战斗共持续了43天，双方共投入了10多万兵力。原本 是个局部规模战斗，竟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战役。战斗中，“联合国军”向上甘岭两个小小的山头共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最多的一天高达30 万发炮弹，平均每秒钟就达6发，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76枚炸弹爆炸。上甘岭的上空，差不多每天都是硝烟缭绕，犹如阴云。随手抓一把沙土，就有一半是铁 屑、弹壳。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先后打退敌人900次的进攻。“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同时还有30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 坦克40辆，大口径炮61门被击毁。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这样的伤亡率和日平均伤亡数，对美国人来说是个极其可怕的数字，因为美 国认为伤亡率最高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硫磺岛战役，也只有32.6%。就这样，敌人所谓的“一年来最强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把庆祝上甘岭胜利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谈到拍摄，高亚雄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 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 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要多拍之类的。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 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 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 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 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的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 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 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 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可靠的。我们的师长今年去世了，他最后升为 中将。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 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 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 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 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在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 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