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罗宣言》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国际法依据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开罗宣言》为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的国际法依据。近年 来不断升温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之争，发端于1971年美日之间的私相授受，但其真正的历史根源则在于二战后对日本的战后处理的不彻底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 后，逐步确立了对内保守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钓鱼岛是日本乘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利之际从中国侵占的。①

　　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明确显示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经过。1941年12 月，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宣布废除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讨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问题。在征得斯大林 的同意之后，1943年12月1日，美、英、中三国发表《开罗宣言》，确定了盟国的对日基本方针，其中关于领土问题的规定，构成了战后处理日本领土问题的 国际法依据。《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 本驱逐出境。”《开罗宣言》以国际协定的形式公布，表达了同盟国家打击侵略，维护正义的共同意愿，其作为国际法之严肃性和重要性不容置疑。

　　1945年7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又称作《波茨坦宣言》，促令日本投降。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参加了波茨坦会议，但当时苏联尚未对日本宣战，故没有在公告上代表 苏联列名签字。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波茨坦公告》中添补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名字。这篇公告的主要内容是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日 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关于对日战后处理方式的决定。其中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 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明确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履 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 《日本投降书》，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应与台湾一并归还中国。1972年9月29日，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9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确认“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 守”。

　　实际上，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对立迅速激化，冷战格局逐步形成。美国为了谋求世界 霸权，逐步改变了其亚洲政策，特别是其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美国占领军主导下的日本战后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发生急剧逆转， 尤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整肃”虎头蛇尾。战后日本实施的和平宪法，本来是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制定的，但是，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从50年代开始，不断 敦促日本重整军备。

　　1951年9月8日，美国违背战时盟国绝对不与敌国单独媾和的庄重约定，在排除中国 的情况下，与日本缔结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苏联也没有在此条约上签字。《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等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 政当局，其中所规定的交由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并不包括钓鱼岛。1952年2月29日、1953年12月25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先后发布第68号令（即 《琉球政府章典》）和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布告），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划入其中。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政府于 1951年8月15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 而也是无效的。”195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再次声明，《旧金山和约》是非法无效的。根据国际法中“条约不拘束第三国原则”，日本政府以《旧金山和 约》等为根据主张对钓鱼岛的领有权，实为无稽之谈。解决中日之间领土争端的合法依据，只能是中日两国此前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 等所形成的国际协议。

　　遗憾的是，由于二战后美国对《开罗宣言》等的根本精神的背离，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余孽 得以苟延残喘，并伺机复活。在此背景下，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审判和惩罚，中日之间领土问题的处理也受到了极大干扰，至今仍未得到妥当的解决。中 日之间产生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历史根源即在于此。

　　二、《开罗宣言》规定了战后亚洲和平秩序的基本框架

　　《开罗宣言》由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这一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即向世界昭示中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将在战后亚洲和平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近代以前，东亚国际秩序的主体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和册封体制。但在近代以 后，尤其是随着军国主义日本的崛起，中国成了倍受欺凌的一方。开罗会议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作为世界大国参加的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回归。中国艰 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从1943年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推行所谓“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战略。他认为：“战后之 太平洋和平，必须着重于中美之合作。然欲求中美合力保障太平洋和平之有效，则首宜增高中国在亚洲之地位。”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 议，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参加《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10月30日，四国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提议要尽快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此后开罗会议的 召开也与罗斯福的积极筹划密不可分。[1]

　　蒋介石作为大国元首被邀请参加开罗会议并共同发表《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作为大国 的地位得到了美英苏的承认。此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日益重要。与此相对，日本则逐步丧失了其作为远东政治大国的地位，直至今日 亦未能恢复。正是在此意义上，《开罗宣言》奠定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尤其是亚洲和平秩序的基础。当然，罗斯福的主旨是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大 国。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计划落空，转而扶植日本，遏制中国。美国逐渐偏离了《开罗宣言》所奠定的战后和平框架。目前亚洲的国际秩序，依然在很大程 度处于美国的一国支配之下，日本则追随美国，支持其在亚洲的霸权，同时借助作为美国亚洲盟友的身份，谋求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优越地位，企图以附属美国霸 权的方式来延续战前日本帝国的旧梦。亚洲这一国际关系基本格局，是冷战局势对二战后期盟国所约定的战后安排的扭曲发展。钓鱼岛问题的表面化，正是起因于 此。

　　1971年6月17日，美日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简称“归还冲绳 协定”），将琉球群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 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台湾当局对此也表示坚决反对。

　　1971年10月，美国政府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施政权归还给日 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他们将这些岛屿施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施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 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1971年11月，美国参议院批准“归还冲绳协定”，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 管美国将该群岛的施政权交还日本，但是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

　　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的问题上，貌似中立，实则偏袒。美国一面声称在中日主权争 端问题上中立，一面又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在给日本某种限制的同时，更以其军事力量为后盾，给予日本以巨大的支持，并借以向中国施加压力。 钓鱼岛问题成为美国打入中日之间的一个楔子，发挥了绑定日本和遏制中国的双重功能，为冷战后美国继续保持甚至强化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致力于重建其一强主导的世界秩序，沉重的军事负担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也驱使美国对经济上活力四射的亚洲地区日益重视，尤其是奥巴马担任 总统以来，更是高调重返亚洲。但是，战后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一直是一种对抗性的秩序。冷战时期是与苏联对抗，冷战之后则拉拢、控制日本与中国对抗。美国 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煽动和利用日中矛盾，从根本上妨碍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将地区主要大国排除在外的和平框架，是虚伪的和平框架。

　　虽然有着诸多周折，二战结束后至今，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维护和平与秩序的重要力量，一 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地位越来越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以高瞻远 瞩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搁置争议的原则，避免了钓鱼岛争端问题被日本右翼政客所利用，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近年来，日本不断对钓鱼岛采取 单方面举措，特别是野田佳彦内阁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及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的强硬政策，否定和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共识。钓鱼岛“国有化”是日本战败以来 尝试侵占他国领土的重要一步，这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如同2012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声明中所指出的：“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维护本国主权，也是维护亚洲和平，坚持反对侵略、反对暴力 的国际正义。

　　当下钓鱼岛之争的僵局，反映了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亚洲战略对地区和平的根本制约。然 而，冷战已经结束，不应该再用冷战思维看待当今国际问题。美国应该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不应尝试把中国排除在亚洲和平框架之外，更不应刻意将中国塑造成冷战 后美国的新敌人。日本则应该放弃帝国迷梦，接受中国在亚洲获得应该获得的地位，摆脱对美国的附属，追求本国真正的独立自主。与中国和平共处符合日本国民的 根本利益，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无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