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虫为祸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群蝗飞过，田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政权不稳…这一幕屡屡见诸史书。不过一直到了近代，人们才发现不 光是田地作物，人类自身的许多疾病也与小小的害虫脱不了干系。鼠疫、疟疾，斑疹伤寒，脑炎……这些烈性传染病正是以虫为媒才在人群密集地疯狂肆虐，动辄夺 去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灭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扫除一切害人虫也就成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令人兴奋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一种能够“全无敌”地扫除害虫的药物终于被一位瑞士科学家找到了。这就是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大名鼎鼎的DDT。这位瑞士科学家名叫保罗.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

 【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DDT合成于十九世纪（1873年），但合成之时人们并没有发现它的特殊功用。上世纪三十年代，瑞士的化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某种良好的杀虫剂。实验证明，含有双对氯苯基的化合物具有良好的口服杀虫功效，但DDT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

而穆勒走了另一条路：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无需口服、经接触即可杀死害虫的杀虫剂。受到一篇英国人论文的启发，穆勒将视线投向了含有CCl3基团的化 合物。于是，同时具备双对氯苯基和CCl3基团的DDT终于重见天日。实验证明，DDT不但具备高效持久的杀虫功效，且相对安全低毒，对哺乳动物的影响很 小。很快，DDT就被穆勒申请了专利，制备成各种形式的产品（溶剂，乳剂，粉剂）推向市场。

DDT的确是一种非常给力的接触式杀虫剂。它的杀虫机制目前尚未完全确定，但多数人认为DDT是通过影响神经细胞的钠离子通道来发挥杀虫作用的。中 毒的虫子会在短时间内痉挛、麻痹继而死亡，而该毒性作用对人类的影响较小。DDT问世后很快就被军方采用，其对跳蚤良好的杀灭效果使军官们很快控制了肆虐 于军营中的斑疹伤寒疫情。在二战中，DDT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疟疾流行地区，DDT也被引入用以杀死疟疾的传播媒介疟蚊。随着蚊虫的毙命，疟疾也被人们牢牢控制在手中。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项 雄心勃勃的在世界范围内根除疟疾的行动，所仰仗的正是DDT。该行动起初效果良好，在很多地区消灭了疟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DDT控疟行动的效果却越来 越差，部分地区的疟疾疫情甚至出现了反弹。

WHO控疟行动的受挫实际上也是受制于客观条件。在热带地区蚊虫繁殖旺盛，加之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人力组织往往落后，导致DDT的杀灭作用有限。此 外，早在1945年，DDT就已被批准在农业广泛使用。喷洒了DDT的作物免受病虫害的侵扰，这令农民和DDT厂商都格外开心。然而DDT的大规模使用很 快就人为选择出了耐药的害虫品种。DDT越是大量广泛的使用，效果就越发地打折扣。不过，即便如此，据WHO的估计，自DDT应用以来，仍有至少2500 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在1948年，当全世界还沉浸在DDT带来的喜悦之中时，穆勒摘得诺贝尔医学奖也就是众望所归顺理成章了。DDT的出现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进展，然而谁会想到，在短短十几年之后，DDT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渐渐黯然退出了舞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都源自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该书出版于1962年，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就在这本书出版后10年，美国政府全面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

随着DDT日复一日过度的滥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DDT为脂溶性化合物，在环境和生物体内均很难降解，很容易在脂肪组织内蓄 积。研究人员发现，在广泛滥用DDT后，生物体内的DDT水平明显增高，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也检测到了DDT存在。处于食物链顶部的动物更易高度蓄积 DDT，造成严重后果。大量的DDT使得鸟类的蛋壳变薄继而影响孵化，据信，美国白头海雕濒临灭绝就与DDT有关。

由于DDT在体内不易清除，这使得DDT对人体产生长期危害，其中包括影响生殖系统，可能致癌和致早产，神经系统毒性，内分泌紊乱等诸多问题。这使得人们对于DDT的态度转向更为慎重。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卡森描绘了一个假想中的城镇。由于DDT的使用，昆虫，鸟儿死掉了，人类生病了，本应该生机勃勃的春天变得寂静而死气沉 沉。农药对环境和生物的影响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直接催生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 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相继禁止农业使用DDT。2004年，随着斯德哥尔摩公约生效，DDT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严格控制。如今，除了印度、朝鲜等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放弃使用DDT。早年的欢呼渐渐远去，DDT带来的教训和思考值得人们铭记。

(源於科学松鼠会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