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首歌里唱到：尘封的日子，始终是一片云烟。但在我的记忆里，尘封的日子并非如云烟般的模糊不清。在静谧的夜晚，在闲暇的空间，只要把回忆的“鼠标”点在某个时刻的“文件”上，就会打开那尘封的日子。当然，一生中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在非常时期上大学的前前后后......
                        
                                    一、青春的骚动： 梦中上大学

       二十多岁的年龄，是多梦的季节。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噩梦般的“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年轻人的梦也受到了种种压抑和限制。那时，我正在工厂当工人，整天锉刀、钢锯、榔头、钻头......。一天的工作干完之后，疲惫的我只有蒙头大睡，哪里还有时间做梦?至于上大学，更是想也不敢想。因为那时上大学主要是靠推荐（其实是关系的作用），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族中又没有一点可利用的背景，上大学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倘若没有后来发生的变故，大概此生和大学是绝无缘分的。
       1973年的春天，忽然间传来一个消息：大学招生要恢复考试制度了！这就是说，上大学已不再是靠推荐，而是要靠自己的本事了。这消息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我要上大学！原本就不安份的内心骚动了。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竟然梦到了自己真的上了大学，醒来后还偷偷乐个不停。
       实际上，世界上许多事情往往并非都能天遂人愿。就拿上大学来说，即使恢复考试制度，就我当时的情况来看也决非一件易事。其一，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文革”开始时，我仅仅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连三角函数、化学等课程都没有学过，凭这点文化去考大学谈何容易？其二，“三年学徒苦，转眼成师傅”，马上就要转正成一级工，可以为家里减轻点负担了，而上大学连工资也不带，岂不前功尽弃？ 说起这些，就连十分呵护我的师傅也十分不解。虽然阻力重重，可我还是想上大学。因为这个心愿在我的心中已经蕴藏了好多年，而今有了这样一个前载难逢的机会，我岂能白白错过 ？ 对于我的执著，从来没有上过学堂的父母非常赞成，最后连反对我上大学的师傅也不得不转变了态度。
        既然准备参加考试，就得认真复习。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滋味。可想而知，荒疏了七年之久的学业，想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重新捡回来，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况且每天还要工作。好在我的师傅非常理解我，每天一上班他就把我支使到工具室整理工具，其实就是让我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就这样，我在临考前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温习了我所学过的全部课程。同时，还在高中毕业的师傅的辅导下，自学了三角函数、对数、化学等。“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后来证明，这段时间的复习对我考上大学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3年7月1、2日，是考试的时间。从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高等院校以及中、小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同时也停止了招生。从1970年开始，一些高等院校虽然陆续恢复了招生，但采取的却是非考试的“推荐”办法。而我们这次考试，显然有悖于“四人帮”的那一套。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指示大学招生要恢复考试制度的。所以，后来国内一些权威机构把1977年定为恢复高考第一年，对此我是有异议的。
       考试的试题并不很难，无论是政治、语文还是数理化，基本都是初中的内容，个别选作题属高中内容。对于现在的高中生来说，答这些题简直是易如反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不知难倒了多少人。考场设在旗中学（现在的市一中），总计有五、六个考场，每个考场有四五十人。考场内外戒备森严，室内有监堂的老师，室外有执勤的警察，气氛叫人心里发毛。在我的印象里，这次考试是我所经历的考试中最为严厉、也是最为紧张的一次。记得考数学时，我的第一道题还未答完，前面的一位考生已起身走了，随后又有不少人也都提前退场。当时我还纳闷的很：这些人怎麽答的这麽快？ 再仔细扫了一下他们留下的卷子，原来是白纸一张，只字未答。所以，当辽宁出了个“白卷先生”时，我十分理解他当时的举动。只不过这位“白卷先生”后来被“四人帮”所利用，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这是后话。
       考试结束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预选名单公布了。当时，我正在车间干活，一位工友跑进来大声对我说：“你小子真行，考上大学了！”我以为他在和我开玩笑，就没有理睬他。这位工友急了，连声说：“真的，你快去看榜吧!”看到他那着急的样子，我顾不上洗手，胡乱抓起把棉纱擦了擦，工作服也没换就骑车跑到了街上。在电影院旁贴的几张大红纸上，我果真见到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梦想成真，世上还真有这种事儿？！
       俗话说：好事多磨。榜上虽然有名，但却迟迟未见录取通知，见到那些拿到录取通知的工友们个个眉开眼笑，我心里那个着急就甭提了。过了几天，招生办的一位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让我改报专业并征询我的意见。原来，我在填报志愿时写的是内蒙古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工学院同意录取，但机械制造专业已另有人选，而我要去工学院就得改报铸造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放弃了工学院，因为我是一名钳工，不懂铸造也对铸造不感兴趣。在苦闷与彷徨中，突然又“柳暗花明又一村”，南开大学来锡招生的人员找到了我，希望我能改报专业到南大。能上大学就行，况且还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名牌大学 ! 我当即不加思索地同意了。后来我才得知，原来是南大招生的人员不满意盟里派给他们的生源，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盟招生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推荐了我。
       1973年9月，我背负着诸多亲朋好友的殷殷期望，踏进了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门。那年，我刚刚二十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