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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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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故去近百年的历史人物, 出版商们何以如此青睐?他们争相推出的《袁世凯家书》真耶?假耶?
查阅相关史料,发现家书中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谬误甚多。
比如袁世凯自离开项城袁寨后,仅在生母去世后有过返回祖籍葬母的经历。其夫人、子女无一人在项城生活的记载。而书中袁世凯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居然出现了嘱咐生活在项城袁寨的家人、子女云云......
该书收集袁世凯信函60余件。最后一件,是写给六弟袁世彤的,其内容是向六弟解释称帝缘由。众所周知,袁氏家人中对洪宪帝制持反对意见者,一是袁世凯六弟袁世彤,二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三是袁世凯三女袁叔祯(静雪),这不是秘密。但袁世凯不会、也没必要向自己的小弟和子女解释称帝缘由。袁世彤众多直系后裔回忆,从没听说过有此类信函。
专家曾核对,2012年10月外文出版社推出的《袁世凯家书》,与学界认定为伪书的1925年共和书局版、1934年中央书店版属于同一版本的伪书。只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16开影印版《袁世凯家书》才是真品。而最近新版《袁世凯家书》是真、是伪?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请教了著名历史学家、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刘路生教授。
刘路生教授答复如下:
XXX: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以看到所谓的《尺素江湖》的目录,内容不可详见。仅凭目录,我可以断定是伪书。只一条就可以判定,袁世凯不可能给于夫人寄那么多信,早年都是寄给保庆夫人,顺代捎她一句话而已,后来也不会给她很多信。就算是袁克定受伤,于夫人不主移动,袁世凯主张移至天津医院治疗,也只是给五弟世辅函,“可详告汝四嫂知之”,“切劝汝四嫂万勿固执”,即算交代(见《袁集》第十九卷最后一页。
寄上论文,供参考。之前的论文都是手写的,现在没有手稿了,也没有文本文件,只有发表时的图片。
此问
安好。
刘路生 二○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XXX:
我在网络上找到了《尺素江湖》的TXT文件,略一看,即可断定是伪书。
刘路生 又寄
附1:袁世凯给五弟袁世辅的函(《袁世凯全集》19卷)
附2:刘路生教授论文
附3:社会上各种版本《袁世凯家书》
附4:评论文章
民国伪书《袁世凯家书》重出江湖
《袁世凯家书》,外文出版社2012年10月版,29 .80元。
作者:陈晓平
外文出版社2012年10月刚刚推出的《袁世凯家书》,据我粗略核对,与学界认定为伪书的1925年共和书局版、1934年中央书店版属于同一版本。2011年,我曾撰文批评某出版社重印民国伪书《李鸿章回忆录》。时隔不久,这本劣迹斑斑的《袁世凯家书》又重出江湖。伪书不断重出,是今日出版界令人忧心的乱象之一。
《袁世凯全集》的编者之一、广东社科院学者刘路生,仔细核对了1925年上海共和书局、1935年中央书店(为1934年版重印本)、1996年东北师大出版社《清代十大名人家书》版、1997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清代名人家书》版,确认它们都是同一个来源的伪作(共和书局和中央书店都是文人平襟亚创办的)。刘路生1998年发表《<袁世凯家书>考伪》一文,指出:“通观全书,作伪者既不明袁氏家族的宗亲关系,又疏于对近代中国历史、典章制度以及事实的掌握与了解,所以每一信函都漏洞百出,作伪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且文笔粗糙,与同一时期袁世凯亲笔书翰的文字、语言、风格不一致。全书62件信函除所附《总统就任宣言》一件外,无一篇属于真品。”(《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中央书店版的《袁世凯家书》,属于该出版社“清朝十大名人家书”的一种,其他九种,分别是曾国藩、李鸿章、林则徐、胡林翼、郑板桥、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纪晓岚家书。已故南京大学教授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专列“伪家书”一节,指出中央书店等“书坊印行的林则徐、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张之洞家书都不能作为史料”,并对这一版本的《袁世凯家书》做了抽查,指出其“真实性大有问题”。学者卞孝萱特地将中央书店的《郑板桥家书》逐一研究,证明除了乾隆十四年已印行的十四通外,其余四十六通,“是不折不扣的‘赝鼎’。”(《扬州八怪考辨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页400-411)
去年我批评“伪史”《李鸿章回忆录》时,也介绍了刘路生的研究结论,并点评了中央书店的这个“清朝十大名人家书”系列:“据我粗略翻阅所得,这个系列的《李鸿章家书》《张之洞家书》也造假严重,是否全为赝品,暂时没有时间加以考证。如今市面上能见到的《袁世凯家书》,只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16开影印版是真品。”言犹在耳,又让我碰到外文出版社这本新出的伪书,真是“怕鬼有鬼”。外文出版社这本《袁世凯家书》,属于该社的“清代十大名臣家书系列”,我抽查了里面《李鸿章家书》《张之洞家书》的目录,发现跟中央书店版同名书籍的目录几乎一模一样,其真实性同样令人生疑。
更可笑的是,外文出版社新版添加的一篇《袁世凯小传》,短短500字,竟出现多处错误。《小传》说袁世凯在吴长庆幕下,随部队在朝鲜执行公务,“用武力平息了朝鲜东学党叛乱”,是一派胡言。东学党起义发生于1894年,正是由于朝鲜无法平息此次起义,请求清廷助剿,日本以《天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才引发了甲午中日战争。若袁世凯早已“平息了朝鲜东学党叛乱”,整个东亚历史将完全改写。其实,袁世凯曾参与过平息朝鲜“壬午事变”,但时间却在1882年。《小传》还说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和南方五省倡议保持“中立”,“中立”一词极不妥当。国际法上的“中立”,是两个交战国以外的国家所持的立场;东南各省是清朝的一部分,不能用“中立”这样的字眼,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参与“东南互保”。《小传》居然还说“孙中山签订和约让位给袁世凯”。“和约”是“交战国之间在法律上终止战争状态和恢复和平关系的条约”。辛亥时期南北双方,只是属于国内不同的“交战团体”,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何能签订“和约”。实际情况是:南北双方商定成立统一政府,孙文辞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外文出版社本不具备整理古籍和历史文献的能力,却偏要凑热闹,重印这种早有定论的伪书,难以理解,在事各员似应向读者有所交代。
来源: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
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一部不靠谱的近代伪书
这是现在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清朝十大名人家书》
“名人效应”在今日已不是稀奇事,如果渠道正当,“借势”宣传、扩张自我本也无可厚非,可惜急功近利、作伪行骗之事却屡有所闻。但谎言毕竟是谎言,本文以至今仍有流行的《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作伪一事,做一叙述并略做剖析,以警醒世人。
《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是由一位名叫襟霞阁(主)的人编纂的,最早的版本是1925年由上海共和书局出版的《十大名家家书》。1935年上海中央书店再版时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为名。20世纪90年代后还有一些类似版本在出版。上述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这十大名人绝对是清朝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重量级人物:郑板桥、纪晓岚、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自1925年初版开始,《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曾多次再版,至今仍然流传甚广,可见“名人效应”之大。然而,经专家多方考证,其中大多数家书多有伪造之嫌。由于作伪,我们在这些家书中会发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错误,诸如生死对话、张冠李戴、穿越时空、违背常识乃至虚构人物等,在此,先来说说其中业经专家考证确认作伪的四种——《林则徐家书》《李鸿章家书》《张之洞家书》《袁世凯家书》。
奇异的“生死对话”
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被遣戍到新疆,后获赦调任云贵总督,携夫人到昆明就任。不幸的是,到昆明没几个月,林夫人就病逝了。可是《林则徐家书》的最后几封信,竟然是林则徐在林夫人病逝后写给她的!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赴京应试时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的,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8年,生母朱夫人去世已有23年,而在《张之洞家书》中,却出现了他在中试之后给“双亲”写的三封信,报告中试的喜讯,并且还誊抄了考试的试卷给他们。
《李鸿章家书》中这种“生死对话”更多。其中一封“禀父”信,称自己正在给曾国藩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做“校正”。实际上,李鸿章是1859年才进入曾国藩的幕中,如果有校正《经史百家杂钞》的事,应该是在1859年之后,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于1855年7月就已经去世了。还有,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死于1863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和1886年写了两封信给昭庆。三弟李鹤章死于1880年,而李鸿章却于1882年还给鹤章写信。
叙家常恍如写小说
晚清人大多还是实行《红楼梦》式的大家庭制度,聚族而居,按照常理,那时的人对于自己的亲人,不但是父母子女,包括兄弟亲族、母党妻党的状况都应当是相当熟悉的,而在多个家书中都出现了搞错亲人情况的现象,让人产生亦真亦幻仿佛读小说的感觉。
举例一:林则徐搞错儿子的年龄。《林则徐家书》第7、9两函是林则徐分别写给长子汝舟、次子聪彝的,可是却把两个孩子的年龄搞错了。汝舟时年26岁,信中却说“年方三十”;聪彝才16岁,信中却说“年虽将立”(也就是将近三十岁)。
举例二:李鸿章不知自己有几个弟、妹。李鸿章兄弟六人,长兄瀚章、鸿章行二、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都是一母所生。但在李鸿章给瀚章、鹤章的家书里都说“吾兄弟四人”,岂不是笑话?究其原因,大概是在李氏兄弟六人中,前三位和六弟昭庆四人在晚清都是声名显赫的,而蕴章和凤章的名气较小,所以作伪者把他们俩给漏掉了。此外,《李鸿章家书》中还提到“益妹”,可是李鸿章总共只有两个妹妹,都不是名“益”的。《李鸿章家书》中有十封信是写给“文儿”和“玉侄”的。看信的感觉“文儿”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儿子,其实李鸿章那时还没有孩子,那之后很久,他的弟弟才过继了一个儿子给他。至于“玉侄”,家书中说他是三弟李翰章的儿子,还说“玉侄”还和“文儿”一起勤奋“耕读”。但实际上李翰章那时只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李经畲,不叫“玉”,才四岁的孩子也谈不上“耕读”。这李鸿章念念不忘的“文儿”和“玉侄”,看来是出于虚构了。
同样虚构人物的还有《张之洞家书》,其中先后十余次说到他的三个母舅及舅母。但这些多次出现的母舅、舅母,均是子虚乌有之人。
不合制度及常识性错误
按说,写这四种“家书”的人都是朝廷重臣,最不会搞错的就是朝堂上的事儿,但奇怪的是,在他们的家书中,类似的错误却是一再出现。
举例一:封疆大吏搞错皇帝尊号。清朝皇帝的称呼,有这么几种:一是最通俗的叫法,直呼年号,比如我们常说的康熙、乾隆、嘉庆等,其实都是皇帝的年号(因为入关之后的清帝们,一般一朝只用一个年号,叫起来也方便);另一种是对已去世的皇帝称呼庙号,也就是他的牌位被供到太庙里时得到的尊号,比如努尔哈赤庙号太祖,皇太极庙号太宗等,又称为“某庙”,比如顺治帝庙号世祖,又被称为“世庙”。而林则徐、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在家书中居然犯了这样“大不敬”的错。
林则徐第42封给弟元抡的信有这样一段话:“愚兄本系一介文士,得邀宣庙恩遇,以御史历任封圻。而今上恩慈,更逾于先朝,不以卤莽见罪,反视作剿匪平乱之干员。”这里提到了“宣庙”(道光)和“今上”(咸丰)两个皇帝,但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信约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离道光皇帝去世还有两年,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出现“宣庙”这样的称呼呢?而那时候的皇帝还是道光,怎么会又冒出来一个“今上”(咸丰)呢?
《张之洞家书》中有一封据说是在湖广总督任上写给儿子的,其中提到:“而汝父之得有今日,其原又何在,实早受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张之洞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期间曾多次任湖广总督,不过这多次任职都是在光绪皇帝在位期间。光绪皇帝是在去世后的第二年(宣统元年)正月才上庙号为“德宗”的,因此,张之洞显然不可能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光绪皇帝尚未去世)就称光绪皇帝为“德宗”。
举例二:李鸿章不明科甲基本规则。科举是古代读书人的主要进身之阶,因此他们对科甲的基本规则都是了如指掌的,奇怪的是,科甲出身的李鸿章却在“家书”中一再说错话。《李鸿章家书》中有一封“禀母”书,向母亲报喜说自己在乡试中中榜,“放榜之日,男列二甲第十三名”,暴露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古时进士分成“三甲”,而举人仅列名次,是不分“甲”第的。实际上,李鸿章这年中的是顺天恩科乡试第84名举人,是没有甲第之说的。另一封报告自己中进士之喜的《禀母》信称,“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现已入院视事”,这也是没有常识的。实际上,举人中了进士以后,再经过朝考,然后引见给皇帝,成绩优异者进入翰林院,在翰林院待三年后才授给修撰、编修等职。李鸿章刚刚中了进士,哪有马上就成为编修之理?
自己做的事也会搞错
举例一:林则徐搞错“禁烟之旅”。从得道光帝器重赴广东禁烟到虎门销烟,是林则徐一生最大的功绩,但《林则徐家书》中叙述事情前后经过的书信,却多次出错。第1函至第3函是林则徐致夫人和长子汝舟的信,告诉他们自己奉旨查禁鸦片的事。这三封信出现了几个错误:第1函谈到道光帝派他去广东禁烟时,令他“毋用来京请训”。实际上,林则徐在去广东之前是进过北京向道光帝辞行的,道光还特别赐给他在紫禁城内骑马的隆恩。第2函提到林则徐南下广东的路径是“沿海道至省”,可实际上他是经陆路前往广东的。第26函致林元抡的家信中提到“自销化趸船鸦片二万余箱后,兴贩者不能不敛迹,吸食者亦不能不戒绝”句。从信中提到的其他事情上看,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839年3月左右,而销毁鸦片却是在当年6月发生的,完全是前后倒置。
举例二:袁世凯求错人。在《袁世凯家书》中,第3函袁世凯致于夫人书中,告诉她他在京城谋求捐官,其叔保恒指示他去翰林院探访徐世昌,但实际上那时候徐世昌还是踯躅于河南某些州县做塾师、小幕僚的穷秀才,不知如何能帮上袁世凯的忙。
不合人之常情
家书应有家书的风格,比如家常事、教子言以及亲人间的脉脉温情,可是很多家书更像是“目前形势”的报告。李鸿章家信中有很多是叙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事的,如述及“攻克天京”的家信《禀母亲》云:
五月三十日,攻克龙膊子山阴坚垒,俗所谓“地保城”者。遂筑炮台于上,日夜轰击,而潜穴于下,时刻进取。六月十六日地道火发。倾城二十余丈。李臣典、肖泗孚辈,蚁附争登,城遂破。九帅日夜劳心,风餐露宿,以致苍黑焦悴,无复尽生面貌。……城破之后伪天王府火起,九帅闭门搜杀贼众三日夜,太平酋目三千,兵十余万皆死。……
且不究所述史实是否正确,就从常情上说,哪有儿子给母亲写信,不但不报平安,反而有声有色地描绘一番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岂不是有意吓煞母亲!
“穿越”版新名词随处可见
举例一:《袁世凯家书》“穿越”到未来20年。《袁世凯家书》第2函写于1873年,里面有“近世天演竞争,战事竟尚铁血主义”,而“吾国陆军犹守旧制,海军虽尚新法,稍胜于旧有之水师炮艇,而与英美等海军相较,瞠乎其后矣。……侄由是主张不观吾国兵书,专阅日本暨德意志之战略……久拟赴德,入陆军学校肄业”。所说全非19世纪70年代初的语气。所谓“天演竞争学说”,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19世纪90年代严复才翻译介绍到中国。德意志1871年才统一,当时中国人只知道有普鲁士,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尚不为国人知晓。日本明治维新才数年,在中国人心目中尚无任何地位。当时,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历经波折才刚派出去,还谈不上有个人的自费留学。近代海军要到1885年才开始兴办。袁何来那么多超前认识?
举例二:《李鸿章家书》新世纪名词到处飞。李鸿章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家书中,大量出现了诸如“国际”“教授”“服务”“世界”“社会”“民族”“教育”“义务”“适者生存”“家族封建时代”“种族之竞争”等现代气息的词句,实际上,这些词汇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语里吸取过来的,而实际上,李鸿章在1901年去世的,大概还来不及学习这些新名词,更不会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用这些词了。更可笑的是,信中还出现了“五四”语气的白话文。比如:
《示文儿》:年来国势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忽然一旦变化,固非易事。然受外人之凌辱,国人未能反省,非愚且钝乎?受人凌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较重于文字。……吾儿身体不佳,宜自保重。每日工作,宜有定时,弗过度。余年老力衰,耳眼不灵。疏忽之处颇多,可恨可恨。
以上这几封信的行文颇有白话文的特点,用词也很现代,思想也较新潮。间或用些文言文,又多有不恰当之处,不大像进士出身的李鸿章所写。众所周知,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夕才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伦理思想的传入还要晚些。而李鸿章早在1901年就已经去世了。在李鸿章时代,竟能写出这样通俗的白话文,出现这样新潮的思想,岂不怪哉!
其余六种家书
以上来自“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种家书的纰漏,已经学者多次考证,确认为作伪。而其他六种家书的情况也差不多。
曾国藩家书。早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初版以前,曾国藩家书已广为流传。笔者将《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中的曾国藩家书与当时市面上已经流行的《曾文正公家书》进行比对,发现前者不过是将后者掐头去尾、改头换面后重新编排而成。
纪晓岚家书。家书编者在“著者小史”中说,这是从“河间张氏庋藏秘本中,觅得若干篇”,编排而成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却不大像是“家书”,倒更像谈鬼说狐的笔记小说,如“寄秀岚弟”,是为了“告知自睹雄鸡产卵”;“训三儿”,则大谈“鸡能报恩救人,诫勿日杀一鸡”。而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已经出版。更荒唐的是,在“寄内子”一函中,提到了自己在军机处值班时因赤身裸体差点受到处分的事。将类似的荒唐事告诉妻子本身就很奇怪,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纪晓岚一生从未入过军机处。纪晓岚家书之伪似无足辩。
胡林翼家书。早在抗战爆发前,胡林翼的曾孙胡有猷经“反复校阅”后,确定胡林翼家书“从时间和家事细节及其他各方面来看,其中不少是伪造”。并曾写过一篇《读<胡林翼家书>记》的文章,指出其中某些纰谬显系伪造。
左宗棠家书。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出版前,坊间已有《左文襄公家书》流传(即左孝同编校的“初本”)。《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所收录的一百余封左宗棠家书,均为“初本”所无,编者既没有说明它们的来源,也没有任何手迹可相印证。因此,有研究者结合这些家书的内容,认为“绝大部分是利用左氏给师友朋僚的函札,移花接木、连缀补苴而成的”。1987年岳麓书社在出版《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时,也因这些家书“体例芜杂,内容可疑”,没有收录。
郑板桥家书。在《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出版前,坊间已有《板桥家书》流传。《清朝十大名人家书》的编者在“著者小史”中却说:“(先生)平生著述亦甚富,惜其放诞不羁,往往随手散佚,以致坊间刊行之《板桥全集》亦仅十之二三耳。兹在三山某藏书家觅得先生家书一厚册,后有附志,云从先生后裔处借本抄录,则洵非赝鼎矣。”但该版郑板桥家书的真实性也很成问题。
彭玉麟家书。2003年岳麓书社在出版《彭玉麟集》时,已在“编校说明”里言明“坊间流传的(彭玉麟)家书,因有作伪之嫌,故未予收录”。
时至今日,《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有大部分已被认定是伪作,而其作伪手段说来很是拙劣,无外乎两种:一是由熟悉“名人”情况的人来伪造,间或会附上部分名人手迹作为“有力证据”(当然所谓“手迹”,很可能是从名人“真迹”中摘取辑录出来的);二是截取已经公开印行的名人奏稿、函电、年谱、笔记之类的片段,进行删减改篡、改头换面而成。如果把前者称为“特殊约稿”的话,后者就是纯粹的“剪刀浆糊”功夫了。换到电脑特技工具如此发达的今日,鼠标点点即可搞定一切,造假可比90年前容易得多。可惜,假的毕竟真不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位“襟霞阁主”。襟霞阁主原名平衡(1892—1980,一说生于1895年),字襟亚,号襟霞阁主人(一称襟亚阁主人),江苏常熟人。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人来说,平襟亚这个人的名字并不陌生,因为他和多起“笔墨官司”有牵连,跟张爱玲因“一千元灰钿”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还涉嫌“散布猥亵文字”影射陆小曼,被陆小曼告上法庭。他的“主业”是书店老板———经营中央书店,编《万象》杂志。他曾将鲁迅、茅盾、冰心等二十多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印成一套《现代创作文库》,以“一折八扣”的形式大量倾销,不但没有付给作者分文稿酬,甚连招呼都不打。他曾伪称发现了“天壤间仅有之孤本”、“最全足本”——明万历版二十四卷本袁中道《坷雪斋近集》,并将它收入《国学珍本文库》中。而这个所谓的二十四卷全本,实际上是将流传于世的十一卷不全本拆解重编而成。可见,《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还不是他组织和参与的唯一盗版、伪造的书,其目的正如著名近代史专家陈恭禄先生所说的,是“贪图利润,欺骗读者”。作伪者牟利的目的看来已经达到,仅在20世纪30年代,《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至少印行了7次。一直到近年,仍有多种版本在世面上流传。
综上所述,目前市场上叫卖的《袁世凯家书》其实是民国伪书《袁世凯家书》的翻版,是为吸引大众眼球的噱头宣传。亲们要檫亮眼睛,切勿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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