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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学研究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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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京且（资深中医师，广西中医药大学退休教授）
“国学”又可称为“国故”、“国粹”。“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我国文化转型的晚清时期。关于国学的定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则认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也有人认为，能融中华文化于一炉的国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大学问。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
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是指古学、旧学，相对于西学是指汉学、中学，引申而言，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它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之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隨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中华文化、学术体系。
以学科分，可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可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以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以《四库全书》分，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经部、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演录》所分，可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一般而言，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当然也包括了中国的戏剧、书画、医学、烹饪、武术等等，这些都应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而国画、国戏、国医，有人称之为“中国的三大国粹”，其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风格，显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渊源和技艺发展轨迹。
但关于“中医”是否属于“国粹”，周作人先生早在1929年就曾说道：中医不是国粹。国粹，国之精粹也。可以称为国粹的东西，必为一国之特长。如果别国也长于此道，那这东西就算不上国粹了。
近年来，学界与民间又掀起了一股“新国学热”，有好事者将“国学”分为“人文国学”与“自然国学”，希冀从“自然国学”中寻觅出“中国传统科学”和“东方科学”来。为“国医”寻求“科学”之理由和根据。“中医”业界更是鼓噪一时。
其实，在“全球化”的当下，众多的人甚至认为“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只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及其各自的传统。根本就没有一个“国学”，时至今日，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普适的，不分国家的了！
国学研究，是我国近代史上学界的一件大事。两次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旧学在近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使国人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知道了自己并非“唯我独尊”、“天朝上国”，人家却是什么“化外之民”、“蛮夷小邦”、“奇技淫巧”。国人中一些有识之士将西方近代思想引入中国，用西方近代思想，反观国情，重新整理国故，呼吁再造中华文明。学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同时又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 〔见魏源：《海国图志》序〕。二者虽看似不甚协调，实则是深刻理性，都是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
因而涌现出像俞樾、章太炎、吴汝纶、郑观应、王国维、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刘师培、蔡元培、胡适、陈寅恪、赵元任、鲁迅、熊十力、翦伯赞、马一浮、牟宗三、黄侃、郭沫若、陈垣、夏承焘、钱仲书、钱穆、范文澜、唐君毅、张岱年、冯友兰、梁漱溟、顾颉刚、蒙文通、傅斯年、辜鸿铭、张舜徵、白寿彝、柳怡徴、陈中凡、胡小石、汪辟疆、吴梅、吴宓、汤用彤、任继愈、饶宗颐等等一大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越见识，方法新颖，引指未来，而为众多学者所景仰的大师级的人物。
可见，国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象牙塔上的“精英之学”！笔者决不是拿名人、名家来说事唬人，而是离开了这些大师及其学术见识，则国学将不能成为国学！
仔细研究这批国学大师的学术观点，不难发见，他们只认可华夏民族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方面的伟大成就，而且认为三者之间是相互通融的，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需要学习、传承和发扬光大。
但是，哲学思辨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影响科学发展，想靠哲学直接演绎出科学的企图往往是要失败的。黒格尔的“自然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自然国学”家们也不会例外。因为从现象和规律上升为哲学思维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在这中间要舍弃掉许许多多非本质和本质的东西，此外还要作进一步的抽象，但是从哲学出发，想逆向演绎出符合现实的东西一般是不会成功的。想从古代哲学，演绎出当时所谓的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来就更不可能了。
在国学研究中，还有三件令国人不能忘怀之事：一是这些国学大师绝大多数人认为华夏古文明中并无“科学”可言，充其量只是些技艺层面的东西；二是他们对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国医理论”多不予认同，而且力主废除；三是他们所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很少涉及“国医”的事，认真去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只稍看看，就知道是什么，勿需花费更多的精力也不值得去认真研究和探讨。
大师们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自然观与社会观”无法替代得了决定人类生、老、病、死的“科学生物观”。“君臣佐使”的治国与治病的“君臣佐使”，完全是两码子事。所谓“阴阳失衡”、“五行乘侮”、“运气演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医相无二”，“国身治同”，“良相良医”；还有那“望而知之”和“违疾忌医”的故事只不过是转弯抹角的一种比喻、一种臆想、一份期盼、一份籍慰、一番规劝、一番警示。其指向不明，难以企及！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些国学大师之中，不乏熟悉精通“国粹”的里手行家，像京剧票友、丹青高手、书法名家乃至中餐之美食家等等，唯独不信的就是那“国医”。
可见这“国医”的事，在当時鼎鼎有名的“国学大师”心目中竟然如此没有市场，实在令当下的“自然国学”家和“国医”们及其粉丝感到震惊，让人感到沮丧、失望和无奈！不得不说这是国学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为此，笔者从有关书籍及资料上搜索到大师们的片言碎语，罗列如下，以正视听。
在古代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学大师”认为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因而有人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提出了“科学救国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等人先后著书立说论述近代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自然说的是中国没有科学。他在《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一文中说，科举制乃是“科学不兴旺发达的一大原因”，梁先生还断定“外学”输入中国之后，“必使吾国学别潻活气”，“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
蔡元培先生也说中国要发展必须“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而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啊!”〔《35年来之中新文化》，1931〕可见当时並无科学可言，尚需发展之中。
胡适先生在其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一篇残稿中写道： “今日的最大病根在于一点，就是哲学赶不上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在二百年中，已把许多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逐渐解答了。但一班哲学家还在那里谈玄说妙，寻他们所谓‘最后之因’，寻他们所谓‘绝对的’，寻他们所谓‘命根’”。
陈独秀先生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中人国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先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的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他还说过：“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有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意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
冯有兰先生在美国读书时就用英文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他在文中说道：“我将冒昧地得出结论：中国向来没有科学，因为据其自身之价值标准，她无需任何科学……中国的哲学家们不需要科学的肯定性，因为他们想要了解的是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同样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要征服的是他们自己。对他们来说，智慧的内容并非知识，其作用并非增加身外之物”。
梁漱溟先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就拿中医作例子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
牟宗三先生则认为“中国人并非没有科学上的智慧，只是以往没有向科学的路上走”。
可以说绝大多数“国学大师”认为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只有极少数人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
例如熊十力先生认为：“天算、音律与药物诸学，皆远在五帝之世，指南针自周分，必物理知识已有相当基础，而后有重大发明，而未可视为偶然也”。但他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人于万象而见为浑全，所以有天地万物一体的境界，而无以物累心之患，无向外追求之苦。但亦有所短者，以不重析物故，不易发展科学”。〔转引自郝海燕：《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1）p69〕
又如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虽无科学之名但有科学之实，“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建筑烹饪长期发展，亦人文，亦艺术，但不得谓之非科学。自房屋建筑，造而有园亭，有山林名胜，有河渠桥梁，深发自然风情之结构，遍中国精美绝伦者到处有之，谓非有一种科学精神贯彻其中，又无事臻此”〔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1p44〕。钱先生所说的这些，有人认为，倘若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也只能算是经验技术或技艺层面的东西。
翁文灏先生曾就此大为感慨地说中国真正的科学并没发生，只是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技术而已：“试想中国自咸同以来，即重洋务，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科学》第10卷第1期，P1-2， 1925〕
在众多国学大师看来，“阴阳学说”作为哲学理论尚可，至于“阴阳五行”之说，尤其是“五行学说”，其用之于医学等等学科乃至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方法则多不予认可。
梁启超先生在其《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开篇就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故考其来历如次”。 然后仔细谈到“阴阳二字语意之变迁”，“五行二字语意之变迁”以及“阴阳家之成立及阴阳五行说之传播”等等。并叹曰：“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民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他更何论也”。
顾颉刚先生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从“五行的起源”谈起，到“王莽的受禅及其改制”，共谈了二十四个问题。详细论述了“騶衍的五德终始说”的产生原因，“（一）騶衍因为当时一班王公大人淫侈而不尚德，以致不能施及黎庶，故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不经之说，使得他们听了懼而修德；（二）他的历史学说有两种：其一，从黄帝推上去推到天地未生；其二，从天地剖判以来到当世，用了五德转移之说，说明各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他说，騶衍是用“五德相胜”、“五德相生”以说明帝王的更替，改朝换代。騶衍认为“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不胜之德”。因而“五德转移，符应若兹”，“五行相次转移用事，隨方面为服”。他说读此可知“五德，为得到五行中的某行而成天子者的所据之德，五行以次循环，以次用事，终而复始，得到五行的天子也跟着它循环，跟着它用事，终而复始，甚至，哪一行用事，那时的人所穿的衣服也当跟着这一行的颜色而改变”。所以顾先生说：“这个学说的意义最简单，最能吸收智识薄弱的人的信仰，所以它的势力便一日千里了”。以至后来这“五行学说”用到了人命攸关的中医理论上，不但用以说明五脏六腑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生理、病理关系，甚至连衣着服饰的五颜六色也能治病了！
梁漱溟先生从未出国留学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之为“最后的儒家”。下面这段文字，是其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所说，也许大家很难想象竟是出自积极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梁先生之手笔：“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炮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
就连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师著名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教授在其书中也认为，“阳阳五行”这“中国医学的怪兽”，就是中国医学前进的障碍。
其实，“阴阳五行”作为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早已经被现代科学摒弃了，也许只能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研究的对象，如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由气、火、水、土四种元素所组成一样，早就被现代物理学和化学所否定。
对于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核心的“国医理论”，认真去研究的就更少了，且诸多“国学大师”都主张坚决废除！
国学大师俞樾先生，这位曾经是曾国藩的学生、章太炎的老师的学者，曾经担任过朝廷古文献整理首席专家和考试院主考官。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和中医中药。他在每一个领域的研究，都一直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性。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对中医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且明确主张，像废除巫术那样废除中医。全文共分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等七个篇章，七千余字。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又认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因而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根本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指出：“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因而为废医之论。
其师曾国藩先生，为清代之“进士”，可谓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倡导者。1860年，他给其弟曾国荃写信时一再告诫说：“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把不信中医作为“家风”叮嘱其弟，务必遵守和弘扬，可见其不信中医已到了何等程度。他还说：“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见：《曾国藩家书》〕。
国学大师，同治进士、桐城派文人吴汝纶也“于中医之一笔抹杀”。他说，传统中医连人体和疾病的基本形态都不曾做过起码的合乎实际的观察，所以他认为“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是“含混医术”， 他表示至死拒绝中医。〔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p173-177〕他还说，“吾国医学之坏，坏于儒”。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所谓中医理论只不过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干出来的蠢事。
清末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先生则说：“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
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认为其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纪元年，严复就曾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梁启超先生说“今举四万万人之心灵而委诿学究之手，举四万万人之躯壳、而委请庸医之手”。他反对不学无术的庸医，痛恨中医在学术上自困于故纸堆。他认为，中医在近世衰落，问题在制度败坏，而西医的学术与训练制度特别优胜。说“古之医者，方伎之略，列于艺文，惠济之方，颁自天子，其重也如是，西国医学，列为专科，中学学成，乃得从事。今中土既不以医齿于士类。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皆莫肯就此业……坐听天下之无赖．持此为倚市胡口之术，杀人如麻，又何怪欤。”梁启超先生还就坊间传说自己的病而说道：“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蒋梦麟先生在追忆孙中山先生时说，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他仍然不愿服中药。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傅斯年先生曾撰写《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等文，于民国时展开大论战。他认为“ 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他还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陈独秀先生，在1915年《新青年》创刋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书”，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餌，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朮；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胡适先生，1935年为《人与医学》中译本写的序言里，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科学发展的深刻理解及对中医的态度。他在序言中说，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胡适还认为，不仅每个医学生应该读这本书，而且“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就坊间关于其1920年间患“心脏病”、“肾脏炎”和“糖尿病”为中医陆仲安所治好一事，以至后来还有人向其讨要陆仲安的药方时，他曾多次矢口否认得过这些病，也不相信中医药能治好这些病。他对陆仲安的评价只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而且十分气愤地说：“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胡颂平编撰校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71页；第10册第3539，3689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鲁迅先生可谓一针见血，他说：“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见鲁迅：《呐喊》序言〕。鲁迅先生又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但他还有一说，更是痛快淋漓、尖锐犀利：“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见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的》〕。当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他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见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周作人先生说：“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什么辰州祝由科，灵子术的灵学家，国民精神养成所，这是原始社会的巫师行径，是再早一个时代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最纯正的中医学说也都是玄学的说法，倘若真是说得特别，即使荒唐古怪，也总还是够得上说是独有，可以标榜一个国字而名之曰“国术”！但是不幸某一时期之医学的玄学说法却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藏六腑’与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宫配人身各器官，阴阳湿燥之说与病源体液说〔Humoral'ism〕等，药物之形色数的意义与表征说〔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这种例不必等我外行人来多举，只要请去查世界及中国医学史就可看到很多”。
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说得更为清楚：“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陈寅恪先生在《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一文中提到其祖上三代行医，至他则不学，因为他“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他还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陈先生的文化立场毫无疑问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甚至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神”，而且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三世为医。这样一位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恰恰不信中医，而其对中医的评价，可谓真正体现出了大师的真知卓见和思想深度。
郭沫若先生说：“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说：“我对于旧医尤其是阳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后来的台湾学者李敖先生则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麽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说，不太客气的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中国传统上关於“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後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吴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麽改来改去，不论是什麽“华陀再世”、“歧伯复生”都统统属於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陀”小“歧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李敖：《修正‘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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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罗列出更多，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从略。倘若一、两人所说、所见尚可不说勿论，可一大批精英如是说如是论，又当作何解释？！
当然亦有像章太炎、马一浮先生等笃信中医并身体力行，对中医药学有所研究，并能给人处方治病的，但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后来都“主张中西汇通”，“反对五脏附会阴阳五行……”。
以上所列，仅为国学大师们所说、所见，还不包括当时一大批认真学习西方科学思想和实验方法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科学家的优秀人物的见解，像“五四时期”创办“中国科学社”，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开展“科玄大战”的任鸿隽、丁文江、秉志、周仁、赵元任、胡明复、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唐钺、王星拱等等一大批科学家。
任鸿隽先生在1915年《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时，认为“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性理，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顏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马牛不相及”。“或者搞些训诂，为古人作奴隶，书本外的新知识，远不会发现”。他还说：“科举是知识上的奴隶制”。
丁文江先生于1923年与张君劢先生展开“科玄论战”，他是当时的科学派主将。丁先生不但看不起张君劢先生等“玄学鬼”，而且他始终相信，只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说，运用理性的科学技术来解决人类福利问题，使得提供比迄今任何通过常规智慧所提供的更人道、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成为可能。科学就足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
回顾那段历史，使人不胜吁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段历史已被人们所淡忘，那个时代学人们的思想早已湮没！“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历史不能遗忘，也不容遗忘，历史将是后世的鉴戒和教训。
看到这些，真不知如今的“国学菜鸟”、“自然国学”家和“国医”们及其粉丝有何感受？他们大都好“发古之幽思”，喜欢“厚古薄今”，相比于过去“才髙八斗，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们，基本上没看过几本象样的古籍善本书，充其量只不过是些滿大街地摊上都有摆卖的“国学”、“国医”普及读本及讲义、教科书罢了，约知一、二，见识庸俗，学问粗浅乃至连古汉语也一窍不通，便以为自己了不得，想发扬光大了！跟当时具有国学“童子功”的科学家们更是相差甚远，完全无法比拟。
现在所剩下的真正可以归为“国粹”的东西已经为数不多，有的已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明文化遗产，据传“国医”也正在作申报准备。仅仅是非物质文明文化遗产，怎么不是那“中医泰斗”所说的“中医是尖端的科学”、“是主流医学”了！文化的遗产而已，不能乱动，还得依法原汁原味地保护哦。岂不是过于自贬、自卑了吗？
从人民大学成立国内第一个“国学院”，到各地的国学班、国学讲座盛行；从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到大量的文史读物畅销；从各地祭祖祭孔等等传统礼俗的兴起，到《论语》、《诗经》、《弟子规》、《三字经》种种典籍在小学课堂的风行，乃至海外诸多“孔子学院”的兴办。国学正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活跃在当下中国人和世界华人的视野之中。
很多人以为学习国学，就是简单的文化回归，倒退复古就是弘扬国学，甚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兴师问罪，把“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五四精神”完全对立起来。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元。可以说，在海外无论你使多大劲，用多大力，东方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偏好。
有些国人甚至异想天开，要搞所谓“东方科学”、“自然国学”、“中国传统科学”、“气理学”等等，从基本概念到学术规范都要自成体系，以便显示中国人的实力。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到底是科学，是学术吗？这些玩意儿会给中国科学和学术增光还是丑化中国科学和学术？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还要拜倒在这个或哪个神仙圣人膝下，那就是十足的糊涂虫！
其实，华夏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包容的，是乐意接纳外来文化的，且不说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最早的“佛学”就是从西域取来的舶来货，以至到后来的的“马大爷”、“列胡子”同样也是舶来货。可是当 “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的到来，却被视为洪水猛兽，斥之为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和“崇洋媚外”了，实在令人费解。
看来，我们在注重“国学”修养和对“传统文化”感到兴趣的同时，还需要对于人类知识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有更多的理解，对于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应该有相当的兴趣，对人类其他文明的成果应予以承认，多一点包容，多一点涵养，这对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和知识结构的合理化都有好处。
看看今天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乃至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方面，哪一方面不是我们从西方学来的？连佛门弟子、少林寺的主持方丈釋永信大师和诸多的和尚、道长、师姑们都开上宝马车，用上手机、电脑、电视……，可见那“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返观内视”等等术数之道已经无法修持！
其实，重视传统文化是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而绝不是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古人们那样过日子了，应当更现实一些，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国人虽然都知道“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但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思想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今天，除了在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之外，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盲目乐观这几点上，相对过去时代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依然故我，对现代文明毫无尊重接纳之意。
事实上，我们从古代的历史中，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已经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了很远，但是不少所谓传统的东西却仍然成为我们探索真理，认识世界的丛丛障碍、沉重的“包袱”和“痼疾”，不彻底革除，更待何时！试想没有这种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引进，我们就不可能取得今天改革开放的发展和进步！
连当年从事国学研究的老祖宗们都不予认可的事儿，认定为糟粕的东西，如今的“自然国学”家、“国医”们却奉之为精华，将其当作“国学”至宝，要努力继承发扬光大了！
在新一轮的国学热、国学研究中到底坚持什么？反思什么？正视什么？质疑什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到底孰是精华？孰是糟粕？孰是孰非？是国人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难道不应当老老实实地向当年研究国学的开山祖师爷学习学习？不该问一问当年“学贯中西”、“兼通四部”、“通晓文史哲”的“一代通儒”们的看法？听一听大师们的意见！
〔 [原创 2009-11-30 19:31:08] 今日友人转来2011.04.08.及04.25.《中国中医药报》上的几篇文章 读后有感 整理重发 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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