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农业会议（Oxford Farming Conference）每年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在英国牛津召开，在农业领域颇有影响，迄今已经召开66次。2013年的会议上，曾经的反转因人士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当今著名环保人士和科普作家发表了长篇演讲。全文翻译如下（陈浩老师翻译）：

　　主要有几点：

　　2013年1月3日在牛津农业会议（Oxford Farming Conference）上的演讲：

　　首先我需要道歉，因为我在前些年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我非常抱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起了反转基因运动，并因此推动了妖魔化这项其实对我们的环境是有利的技术。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和有营养的饮食。我现在很后悔我的选择完全是事与愿违。

　　所以我猜想你们一定很好奇，在1995年到现在这个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我不仅彻底改变了看法而且站在这里承认这一切。其实答案很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成为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当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时，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想什么。在美国有一家臭名昭著的大公司，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一些实验性的新东西放到我们的食物里面。将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到一起似乎是目前能做到的最“非自然”的事。在这件事上人类的科学技术过于先进。有些事注定要成为可怕的错误。这些基因将会成为某些生物污染而传播，这简直就是恶梦。恐惧像野火一般传播开来。几年内，转基因生物在欧洲被禁止。我们的担忧也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和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传播到了非洲、印度和其他亚洲地区。在这些地区，转基因生物直到今天仍然被禁止。这是我曾经参与过最成功的运动。

　　这实际上是一场反科学的运动。我们脑海中闪过各式的画面，科学家们在他们的实验室一边恶魔般咯咯地笑着，一边将各种生命部件拼到一起。恶魔食物标签（Frankenstein food tag）（恶魔食物是反转基因人士对转基因食物的称呼）绝对是一种对于偷偷应用于非自然的科技力量根深蒂固的恐惧。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恶魔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的反对活动。

　　对我而言这些反科学的环保主义与我当初针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环保主义逐渐背道而驰。我在200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关于全球变暖的书，并决心使其具有科学性，而不只是收集一些奇闻轶事。所以我必须利用海冰的卫星数据核对我在阿拉斯加的旅行故事；我必须证明关于安第斯山脉消失的冰川的照片符合真实的情况。在安第斯山脉，高山冰川长期都是处于质量平衡状态的。这意味着我必须学习怎么样去阅读科学论文，懂得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涉猎从海洋学到地质气候学等不同的领域。而我之前所学的政治和现代历史基本都用不上。

　　我经常与那些反科学的顽固分子进行辩论，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气候学家也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所以我告诉他们同行评审的价值，科学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顶级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意义。我的第二本关于气候的书《六度》是非常具有科学性的，以至于获得过皇家协会科学奖。并且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些的气候科学家和我开玩笑说我在这个领域懂得比他们还多。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2008年的同一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粗浅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批评转基因生物的科学性。

　　很明显如此前后矛盾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真正触动我的是别人对我最后发表在卫报上那篇反转基因文章的评论。特别是一个批评者反问我：如果你反对转基因是因为它是由大公司生产的，那么你也反对那些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

　　然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我发现自己信仰的天平逐渐从绿色都市神话向转基因生物倾斜。我曾认为转基因生物会导致化学药剂用量的上升，但结果却是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需要更少的杀虫剂。

　　我曾认为转基因生物仅仅使大公司受益，但结果却是广大农民由于减少投入而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我曾认为终结者技术会剥夺农民留种的权利，但结果却是杂种的应用在很久以前就导致农民无法留种，而终结者技术却最终没有被应用。

　　我曾认为没有人需要转基因生物，但实际上却是由于农民们的迫切需要，Bt棉花和抗除草剂大豆却分别在印度和巴西被非法盗用。

　　我曾认为转基因生物是危险的，但事实上却是它比传统育种如诱变技术更为安全和精准。转基因生物中仅仅转移了一些基因，但传统育种却会污染整个基因组。

　　如果将不相关物种的基因混合到一起又会怎样呢？如鱼和番茄？但实际上病毒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叫做基因漂流（gene flow）。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在我的第三本书——《神一般的物种》中，我一开始就抛弃了那些环保卫士们信奉的正统观点，而试图从整个星球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到2050年，我们必须用现有的耕地面积，有限的肥料、水和杀虫剂，在快速变化的气候条件下，养活95亿人口（其中贫困人口的比率相对现在可能会大幅下降）。

　　让我们暂时不谈论这些。我知道前些年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个发言的主题是关于人口增长的。这个问题连神都难解决。大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个大问题，换而言之，穷人们生育的孩子太多，因此我们需要计划生育，或者更激进些如大规模独生子女政策。

　　事实上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2.5，如果（人口）自然更迭率为2.2，那么目前的生育率数据并没有超过太多。然而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是哪里来的呢？这是因为婴儿死亡率在不断下降，即现在更多的孩童可以长大成家养育后代，而不是在幼儿时期就死于某些可预防的疾病。

　　婴儿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是我们这个十年最好的消息之一，特别是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这并不意味着还将有大量的孩子诞生，实际上，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话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孩子的高峰”（peak child）。也就是说，目前大约生活着20亿的孩子，并且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孩子的数目不会再超过这个数字。

　　如今这20亿的孩子很多都能长大成人并有自己的孩子。2050年他们会成为许多年轻成人的父母。这就是2050年预测人口达到95亿的源头。你不能丢弃任何一个孩子，上帝不允许，而作为父母，婴儿死亡率下降毕竟是好事。

　　那么这些人究竟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发表在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期我们面临的全球需求增长将超过100%。这将彻底拖累GDP增长，尤其是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

　　换而言之，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食物，不仅为了保持与人口增长同步，更要消除贫穷和营养不良。直到今天仍有近8亿人处于饥饿之中。如果富裕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糟糕的事，我都将表示质疑。

　　然而这种增长的后果就是我们需要克服严重的环境问题。土地流失是温室气体的巨大源头之一，甚至可能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种植更多作物，从而保护热带雨林和自然栖息地不会变为耕地，这也是（土地）集约化非常关键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也不得不面临水资源有限的问题，不只是正在消失的地下含水层，还有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大陆上农业中心区土地的旱灾变得越来越厉害。如果我们从河流中取水，那样又会加速这些脆弱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我们还需要更好的利用氮。人工肥料对养活人类而言是必须的，但是它的低效使用意味着墨西哥海湾以及许多的沿海地区成为死亡地带，同时还导致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我们不能坐等科技革新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变得更加积极并讲究策略。我们要确保科技革新更加快速的发展，并在正确的发展方向上为需要它们的人服务。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之前已经意识到这点。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发表《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写道：“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到19世纪70年代，即使目前有应急措施，上亿人口仍将饿死。”他的建议直言不讳：在困难重重的国家如印度，人们或许迟早都要挨饿，因此应避免提供粮食援助来减缓人口增长。

　　埃尔利希未必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注意了他的建议，上亿人口可能就不会死去。不过在这个事情上，要归功于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带来的绿色革命，营养不良因而被大幅度的减少，而印度则成为了粮食可以自给的国家。

　　需要提到的是，博洛格与埃尔利希一样担忧人口增长的问题。他只是认为我们值得为人口增长做些什么。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他清楚什么是可能做到的；同时他又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无论哪里的人们都应该享有足够的食物。

　　那么诺曼·博洛格是怎么做的呢？他投身于科学与技术方面（寻求解决方法）。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种——从衣服到犁具，技术则是人类有别于猿类的重要区别。这项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主要驯化作物的基因组。举个例子，如过小麦长得更矮，就可以将更多的能量用于结实而不是秸秆上，那么产量将会提高同时因倒伏而引起减产也可以避免。

　　在博洛格于2009年去世之前，他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与那些因为政治或者意识原因而反对现代农业革新的人做斗争。他曾说：“如果反对者设法阻止了农业生物技术，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近40年来一直预言的饥荒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提前到来”。

　　同时，由于富裕国家所谓的环保活动的蔓延，我们已经到了相当接近这种危险的地步。虽然生物技术并未停止发展，但是其发展需要的高额成本只有那些最大型的公司才能负担。

　　目前，在不同的国家使一种作物通过监管体系需要耗费数千万资金。事实上，我从Croplife上看见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发现一个作物的新性状到完全商业化，这个过程需要耗费1.39亿美元。因此，在公共资源领域发展生物技术没有任何机会。

　　具有可悲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反对生物技术的抗议者抱怨大公司垄断了转基因作物市场，但事实上这种局面是这些抗议者自己造成的。

　　在欧盟监管系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转基因作物需要等上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来获得批准，而在法国和奥地利这种反对生物技术的国家里，由于扭曲的国内政治环境，转基因作物的批准只能无限期推延。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由监管造成的延迟已经由2002年的3.7年上升到目前的5.5年。官僚主义造成的负担越来越大。

　　记请住，法国长期不接受马铃薯，因为它是从美国进口的。就像一个评论家最近所言，欧洲即将变为一个食品博物馆。我们营养充足的消费者们还被蒙蔽在过去传统农业的浪漫怀旧中。因为我们有着充足的食物，因此可以放纵自己的审美幻想。

　　但是同时，如上个月由乔纳森·福利（Jonathan Foley）等人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所发表的研究显示的那样，全球许多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增长已出现停滞。如果我们不能回到增加产量的道路上，那我们就会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以及无法满足由此带来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上涨以及更多自然土地被转化为农业用地。

　　我想再次引用诺曼·博洛格的话“我现在可以说，世界拥有在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养活100亿人口的技术，不论这个技术是已经存在还是处于研究之中。但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农民和农场主能否被允许使用这个技术？那些富裕的国家当然可以承担采取超低风险策略的成本，花更多的钱来买通过所谓的通过有机方法生产的食物，然而那些来自于低收入、粮食短缺国家的长期处于营养缺乏状态的10亿人口却无法做到。”

　　博洛格曾说过，也许最有害的神话就是有机生产对人类和环境更有利。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科学文献反驳了有机食物更健康的说法。同时许多研究也显示，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种植有机食物的产量会降低40-50%。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用有机食物来养活世界，但却没有提到产量上的缺口。

　　同时，该报道也没有提到如果从整体考虑土地被占用的影响，有机生产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更大。相反，他们却在谈论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即西方人整体上少吃点肉并减少些热量的摄入，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食物。这完全是肤浅无知。

　　如果仔细想想，不难发现有机运动的核心其实是拒绝主义。原则上，它拒绝接受许多现代技术。就像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人坚持将技术停滞在1850年的马车时代一样，有机运动实际上是将技术停留在大约1950年，且提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

　　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个想法。我在最近的一篇土壤协会的杂志中读到他们赞同用喷火器或是电流来烧掉杂草，但是良性除草剂如草甘膦的使用仍然是禁忌，因为它们是“人造化学物质”。

　　实际上没有理由认为避免化学试剂对环境更有利——事实却正相反。洛克菲勒大学的耶西·奥索贝尔(Jesse Ausubel)和他的同事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印度农民如果使用1961年的耕作技术得到现在的全部产量，需要额外的650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整个法国的国土面积。

　　在中国，由于现代技术带来的更高产量，种植玉米的农民可以节约出1.2亿公顷的土地，这个面积是整个法国面积的两倍。从全球来说，1961年到2010年间，耕地面积仅增加了12%，而人均热量从2200卡上升到了2800卡。在此期间，由于产量提高了3倍，所以就算增加了30亿的人口，每个人仍然能得到更多食物。

　　化肥和农药的应用对于增加产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通过产量提升在全世界节约出多少土地呢？答案是30亿公顷，或者说等于两个南美洲的面积。如果没有产量的提升，那么今天亚马逊热带雨林也许就消失了。而印度也不会再有老虎，印度尼西亚也不会有猩猩。这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反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中使用的人还自称为环保主义者的原因。

　　那么，这些反对派到底是哪里来的呢？似乎存在一个流行的假设，那就是现代技术等同于更高的风险。事实上有很多非常自然的、有机的途径导致了疾病和早死，如2011年德国的有机豆芽带来的混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一次公众健康的大灾难，因为从埃及进口的豆芽种子可能受到了动物粪肥中大肠杆菌的污染，导致的伤亡人数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同。总共有53人死亡，3500人患严重的肾功能衰竭。为什么这些消费者选择有机？因为他们认为更安全更健康，而且他们更担心已被严格管制的化学杀虫剂及肥料所造成的微乎其微的危害。

　　如果你对待这个问题没有偏见,那么大部分的争论,无论是反生物技术或者有机论,仅仅是基于对自然主义的误解——坚信自然的就是好的,人工就是坏的。这是一种谬误, 如同那些死于大肠杆菌中毒的受害者的亲友们告诉你的一样，有相当多完全自然的有毒物质和死亡方式。

　　对于有机论者，自然主义的误解被上升为指导整个运动的核心原则。这是非理性的,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地球和孩子做到更好。

　　这并不是说有机农业没有任何贡献——有许多好的技术已经被开发出来,如间作和混作，即使这样会导致高度的劳动强度，但是在环境上是非常高效的。农业生态的原理如养分再循环利用和促进种植多样性等也应该被更加重视。

　　但是如果有机拒绝技术革新就阻碍了其发展。这里再次使用转基因作物这个最显著的例子,许多第三代转基因作物可以不施用危害环境的化学物质,因为这些作物的基因组发生了改变，可以保护自身免受虫害。这为什么不属于有机农业呢？

　　而且有机也因为限制别人的选择而阻碍发展。一个最常见的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理由是有机作物会被转基因作物的花粉污染,所以人们不允许使用它。因此，少数富有人的权利是基于美学而形成的一种消费偏好，而这种少数人的权利却胜过其他人使用对环境有利的改良作物的权利。

　　我坚信世界的多样性,这意味着一个农业系统不能宣称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且排除所有其他的选择。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共存？特别是这将我们桎梏于传统技术，而传统技术较新技术又存在更高的内在风险。

　　近乎所有人都似乎对有机信心十足，而且认为质疑这种正统观念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今天，我要在这里质疑它。

　　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因为现实中的盲目偏见没有利用各种机会进行革新。我来给你们举两个例子,令人遗憾的都涉及到绿色和平组织。

　　去年，因为一贯的原因，绿色和平组织在澳大利亚破坏了一种转基因小麦。我对此非常熟悉，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这样干过。不管如何，这是英联邦科学研究所依靠公共资助资金而开展的研究。他们反对它,因为它是非自然的转基因作物。

　　很少有人知道那儿还有另外的一个试验，在这个试验中意外发现一种小麦可以增产30%。幸好那些带着割草机的绿色和平组织活动者没有破坏这个试验。如果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破坏了这一革新技术，那么这些知识可能根本就未产生。作为NFU主席的彼得·肯德尔（Peter Kendall）最近说，这就像在人们还没能阅读它们之前就烧掉图书馆中的书籍一样。

　　第二个例子来自中国，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宣称24名儿童被当作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品来设法引发国家媒体的恐慌。他们没有考虑这种大米其实更健康,可以拯救成千上万名每年因维生素A缺乏而导致失明和死亡的孩子。

　　最后的结果是，3个被绿色和平组织新闻稿点名的中国科学家被公开逼迫辞职丢掉了工作。在类似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他们会存在严重的人身风险。在国际上，对黄金大米的过度管制已经使其束之高阁十多年了。并且由于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类似组织的活动，它很可能永远不会被缺乏维生素的穷人所利用。

　　在我看来，只是因为那些不缺乏维生素A的富人们的审美偏好，而剥夺能帮助那些穷人和他们孩子们的东西是不道德的和不人道的。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年收入1亿美元的跨国组织，因此它应该像任何其他大公司一样有道德责任感。

　　黄金大米是公共领域开发出来应用于公共福利的，这个事实对反对者来说不起任何作用。以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为例，他们的主任莫里斯·莫洛尼（Maurice Moloney）明天将会发言。去年洛桑研究所进行了一个抗蚜虫转基因小麦的实验，这种小麦可以不需要杀虫剂来对付这种严重的害虫。

　　因为它是转基因生物，所以反对者决定要破坏它。因为约翰·皮科特（John Pickett）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勇气，反对者们失败了。皮科特教授和他的团队利用YouTube和媒体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的研究很重要，为什么不应该被抛弃。反对派最终没能得逞，因为当他们只聚集了几百人企图破坏时，皮科特教授的请愿书却收集了成千上万人的签名。

　　一个侵入者设法越过栅栏，他正好是典型的反转基因抗议者——我们牛津当地的一个伊顿公学的老贵族布兰福德（Blandford）侯爵，他传奇般的过去看起来像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榜样。

　　这个高贵的活动家将有机小麦种子撒在试验点的四周，作为象征自然的一种表达方式。皮科特教授的团队告诉我，他们用非常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使用一种无线便携式吸尘器将这些种子清理干净。

　　今年,除了重复小麦的试验,洛桑正致力研究一种omega-3油菜。这种油菜可以取代养殖鲑鱼所用饲料中的野生鱼。这样通过使用陆地种植的原料进行水产养殖，可以帮助减少过度捕捞。是的，这是转基因生物，所以可以预料即使该研究有利于海洋多样性而对环境具有潜在效益，反转基因者还是会反对。

　　我不了解各位，但我已经说的够多了。那么今天我的结论很明确：关于转基因生物的争议已经成为过去。该结束了。我们不应该再来讨论它是否安全。在过去的15年中，人们吃了30亿餐的转基因食物，但是没有一例被明确证实是有害的。吃转基因食物有害的几率就和你走在路上被小行星砸到差不多。不过，有人因为吃有机食物而死了，但是还没有人是因为吃转基因食物而死的。

　　正如10年前我对气候变化所宣称的一样，现在绿色和平组织和土壤协会声称转基因生物有害是科学共识。但是对于转基因生物而言，同样还存在一种受到美国科学促进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和世界各国的卫生机构、国家科学院支持的不容置疑的科学共识，不过，这种不容忽视的科学共识却因为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存在矛盾而被忽略。

　　最后一个例子是令人伤心的关于转基因抗晚疫病马铃薯的故事。这种马铃薯是由爱尔兰的一个公共基金支持的研究所Sainsbury Lab and Teagasc培育出来的。但是爱尔兰绿党（Irish Green Party，他们的领导人经常参加这个会议）极力反对以至于最后对簿公堂。

　　尽管抗晚疫病马铃薯能使种植者避免每季施用15次杀菌剂；尽管马铃薯是营养繁殖，花粉污染是无稽之谈；尽管抗性基因来源于马铃薯的一个野生亲缘资源。

　　19世纪中期在爱尔兰发生的马铃薯饥荒使上百万的人饿死，抗晚疫病马铃薯具有很好的历史意义。这本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爱尔兰将成为消灭晚疫病的国家。但因为爱尔兰绿党的反对，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不幸的是现在官僚们也站在了反对者这边。威尔士和苏格兰公开排斥转基因生物。本应该由科学来指导的最高政府机构却把中世纪的迷信观念作为势在必行的准则。

　　非洲和亚洲同样不幸。印度拒绝种植Bt茄子，尽管它能减少农药的使用并降低果实的农药残留。印度政府如同纨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一样，逐渐陷入了“向后看”的意识形态。纨妲娜·希瓦认为，工业文明之前的村庄农业是理想的，但历史上那是一个饥荒和动乱频繁发生的年代。

　　在非洲，“不含转基因”仍然是许多政府的座右铭。比如，肯尼亚因为可能存在“健康风险”，已经禁止了转基因生物。尽管事实上转基因生物可以减少在这个国家广泛蔓延的营养不良问题。营养不良会影响身体健康是不言而喻的。在肯尼亚，如果你培育出营养更丰富或者产量更高的转基因生物来帮助贫困的农民，那么你将在监狱中待上10年。

　　因此，我们急需的农业革新正被一系列及其严格的监管所扼杀，而这种监管并不是基于合理的科学风险评估。现在的危险不是转基因食物危害到谁，而是因为富裕国家的一小撮人因为想让他们碗里的食物如他们认为的那样自然，而使数百万人受到食物缺乏的危害。

　　我希望境况正在好转。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最近提供John Innes 研究中心一千万美元以启动使主要粮食作物具有固氮能力的研究，并且从玉米开始尝试。是的，绿色和平组织，这也是转基因的。不谈这个了。如果我们能减少全球氮污染的问题，并使主要农作物自己固氮，那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目标。

　　我知道说这些从政治上而言是错误的，但是我们需要在国际上破除谎言并放松监管。当我与认识的植物学家们谈论这些的时候，他们总是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因为政府机构和很多人的风险意识是完全错误的，并正在阻止一项急需的技术。

　　诺曼·博洛格已经离世，但是我认为当我们拒绝屈服于政治上正确的正统观念时（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是在向他的记忆和视野致敬。现在风险依然很高。如果我们继续这样错下去，数十亿人生存的希望将受到威胁。

　　所以我敢请在座各位问问你们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看法，看看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检验。正如科学智识组织（Sense About Science）建议的那样，我们应该经常问问，证据呢？这样就会确保你们不受那些非政府组织的自我参照报道的误导。

　　但是最重要的是，农民们应该可以自由选择采用哪种技术。如果你认为旧的技术最好，那没关系，这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没有权利去妨碍其他人希望努力寻找其他的不同方式，而且这些其他的方式可能更好。农民们懂得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和世界变暖的问题。他们知道使每公顷的产量是最重要的环境指标。他们知道技术不会停止发展，他们知道电冰箱和马铃薯一样，都曾作为新事物引发过恐慌。

　　所以，对于那些从英国贵族到美国美食界的明星大厨，再到印度农民的反转基因人士们，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你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现在应该清楚，科学不支持你们。对于广大人民和这个星球而言，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现在请你们不要妨碍我们，让我们这些剩余的人来可持续的养活这个世界。

　　谢谢各位！

　　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

　　马克·莱纳斯是2011年7月由新闻界出版的《神一样的物种：这个星球如何在人类时代幸存》（The God Species: How the Planet Can Survive the Age of Humans）一书的作者。2012年2月在英国由哈珀永久出版社（Harper Perennial）出版了其平装书；而同时国家地理出版了这本书的美国版本：《神一样的物种：在人类时代拯救这个星球》（The God Species: Saving the Planet in the Age of Humans）。此外，瑞典、荷兰和其他语言的版本也已经出版。他之前还写过两本关于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著作：2004年出版的《高潮：一个正在变暖的世界带来的消息》（High Tide： News from a warming world）和2007年出版的《六度：我们在一个更热星球上的未来》（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高潮》入选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作品奖，并入围卫报新人奖。《六度》在2008年入选奥威尔奖，同年获得了备受尊崇的皇家学会科学书籍奖。《六度》还被拍成国家地理的电视节目“六度可以改变世界”， 由亚历克·鲍德温（Alec Balwin）配音。在国家地理频道上，该电视节目被全球数千万观众观看。现在该书在世界各地被译成22种语言。

　　2009年11月，他被任命为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Mohammed Nasheed）关于气候变化的顾问，并参与努力使马尔代夫在2020年之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国家和促进在其国际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2012年2月7日的军事政变导致纳希德被罢免，他的顾问一职也随之解除。

　　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发表气候变化的科学和政策的演讲，特别着重于碳中性目标如何打破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僵局，以及为什么应将减排看作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种牺牲。同时，他还是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的客座研究助理。

　　【中文译版转载自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导严建兵（@种田农民 ）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