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笔者及方舟子等科普工作者，从来没有出于某种固有立场而“力挺”转基因——假如某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确实存在问题或不确定，就没有任何理由“力挺”它；假如转基因作物确实具有某种本质上异于其他育种方式培养作物的安全问题，那么袁隆平就不应该号召大家去当试验志愿者，他个人更不应“第一个报名”。

作为多年从事科学报道的媒体人，笔者曾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科学类报道要保持客观、不出现明显的技术硬伤，记者（及编辑）可以为自己提供三道防线：1、培养自身科学素养，对于所报道话题的背景知识有足够了解；2、与业内主流科学家充分交流，请专家帮忙把关；3、坚持新闻专业化操作，不做先入为主的判断，中立反映各方观点（并且给出各观点持有者的确切身份）。

大多数情况下，这三道防线中的任何一道发生作用，就不致使报道出现明显偏差。但存在极少数特殊情况，需要三道防线全部具备才能奏效。有关转基因技术的报道就是其中之一。

从袁隆平的态度解读说起

“我愿意第一个报名做转基因食品实验志愿者！”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针对“要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加大研发力度”这一“最高指示”，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做出如此表态。

根据《齐鲁晚报》的报道，袁隆平认为，要想弄清楚人类食用抗病抗虫的转基因食品究竟有无问题，目前唯一的办法是用人来做实验。“我们不能强迫大家吃，不能物质引诱，也不能高价收买，所以，我们要号召志愿者来吃转基因食品。我是第一个报名的志愿者！”“必须证明志愿者的下一代也没有问题，如果两代人没有问题的话，就证明这种转基因食品可以大胆地吃。”袁隆平还号召年轻人像他那样“加入转基因食品实验志愿者行列，希望更多年轻人为科学献身，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等相关部门联合起草并公布《粮食法（征求意见稿）》，而后两会对此进行了讨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袁隆平表示，在没有实验结果作为根据的前提下，将转基因用于主粮生产要慎重，“人民不是小白鼠”。他以自封“中间派”的身份呼吁人们自愿参加转基因食品实验，并认为吃两年以上、不影响生育和下一代的健康，则可证明安全。“我愿意亲自做实验，问题是我没有生育能力了。”（《羊城晚报》：袁隆平：转基因应用需谨慎实验 可能威胁健康）

正由于“愿意第一个报名做转基因食品实验志愿者”， 袁隆平的态度被许多媒体评论为“力挺转基因”。

但无论是袁隆平对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描述，还是媒体对袁隆平态度的这种解读，对任何一个熟悉转基因技术的科学记者而言，恐怕都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在笔者看来，袁隆平以高知名度专家身份，对转基因技术做如此表述，不但不是什么“力挺”行为，反而是对转基因技术的一种最严重的妖魔化。

袁隆平的表述明显含有以下信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及不可控性；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生殖毒性，会影响食用者下一代的健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规范测试应该类同于药品。事实上，此前袁隆平还对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发出过诸如“虫子吃了会死，因此不能确定人吃了是否安全”的见解。

可以说，袁隆平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描述，与绝大多数转基因技术反对者的论调并无不同，略微不同的就是他表示自己愿意试吃。

这样的思维绝非一个科学家所应具有——当前转基因食品并非不可替代，假如一种转基因作物确实具有某种本质上异于其他育种方式培养作物的、不确定的安全问题，那么袁隆平就不应该号召大家去当试验志愿者，他个人更不应“第一个报名”。

事实上，与相对周期较短的药物测试不同，在对作为食物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试验中，科学家不太可能长期跟踪观察志愿者的健康状况（假如按照袁隆平的说法，这个跟踪还得至少经历两代人的漫长生命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迄今也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转基因作物（以及其他几种育种方式培育的作物）的食用安全性采用如同对药品一样的“三期临床试验”。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转基因育种手段与杂交、诱变等育种手段相比，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在分子水平上改变作物基因以获得某种性状，转基因作物从本质上看也与杂交作物没有任何不同；相比较而言，转基因作物比杂交、诱变育种作物的安全性控制反而更加容易、更有保障。所以，袁隆平的态度令人惊讶：他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姑且持此态度，那么他自己培育的杂交水稻将被置于何地？

——从基本原理可以推断；一次改变作物成千上万个基因的杂交手段，与一次只改变作物一个基因的转基因技术相比，前者的安全性控制显然要困难得多。通俗地说，在同样管理条件下，转基因作物比杂交作物更加安全，何况目前针对转基因技术的管理比对杂交技术的管理更加严格。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分析媒体对于袁隆平态度的解读就很有意思。假如一个记者对于转基因技术（基因工程）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单从表面看问题；既然袁隆平愿意第一个报名做试验志愿者，则他显然是在“力挺”转基因，在此，作为“主流科学家”身份的袁隆平的声音具备了（防线二），记者已经把“力挺者”的声音发出，如果再做一些平衡，把反对者诸如蒋高明、绿色和平组织等声音发出（防线三），是不是这就是一篇中立客观的报道了？而事实上，如果真这样做，这篇文章将成为对公众最大的一种误导，读者显然会获取这样的明确信息：主流科学家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不确定，需要试验；而反对者则认为转基因食品完全不安全。

而对于一个具备一定科学素养、对于转基因技术有基本了解（防线一）的记者来说，判断将完全相反，最终的选题操作方向、作品呈现也必将迥异。

袁隆平作为本身也从事转基因育种工作的育种专家，显然不可能如他态度中所反映出的对基因工程技术原理一无所知。在笔者看来，单独分析、解读袁隆平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通过对袁隆平同行及他本人的采访，加上基因工程领域专家的分析，可以写出一篇很精彩的有关转基因技术的科学报道。

在此还需要强调一点：确切地说，笔者及方舟子等科普工作者，从来没有要出于某种固有立场而“力挺”转基因——如前文所述，假如某种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确实存在问题或不确定，就没有任何理由“力挺”它。科普解读，更多是在解释其技术意义，以及驳斥一些对它的歪曲性言论。

笔者在日常生活中会选择食用转基因豆油、转基因小西红柿及其他转基因食品，也不是为了“言行一致”以保持立场，而是因为清楚其安全性，并且转基因食品更加便宜，或拥有某种更好的品质。

事实上，转基因只是一项高效的育种技术，其安全性可控，并且对未来粮食生产有重要意义；但这并不等于此项技术就不能被用来干坏事，这也是国际上在发展这项技术的同时还要对它进行监管的原因。

作为一个记者，更不应该在报道之初就先入为主地要去“力挺”或者“反对”转基因。就转基因科学报道，记者要做的，是告诉公众“转基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转基因技术对于人类生活和生存环境及未来粮食安全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社会上对它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态度，给出事实及对事实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