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玄昌（资深科学记者、编辑）

　　在中国，有关转基因技术安全问题的解释工作正在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最近风声鹤唳的“黄金大米”论文事件中，3位中国方面的论文作者均不能明确告诉大家当时的实际情景究竟如何，更没有一个作者站出来明确告诉大家，试吃“黄金大米”（暂且认为论文描述的试验过程属实）对于接受测试的孩子们究竟有没有健康风险（如果有，存在的是怎样的风险）。

　　与此同时，以国家农业部为首的、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管理相关的职能部门，也没有及时站出来回应上述第二个问题（对他们而言，第一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调查）。在大多数人对于转基因技术不甚了了的情形下，这样的暧昧态度无疑进一步加重了百姓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随着质问声越来越响，政府部门及业内科学家更趋向于缄口。并且，时间拖得越久，政府和科学家的解释就越没有人信，因为那时“转基因有害”的猜测早已先入为主而成了“认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科普人士自发组织的、为转基因技术正名的声音就显得过于微弱。我参与的搜狐微辩论，与央视明显倾向于反对转基因的一台节目相比，声势之悬殊无异于萤烛之于皓月。

　　类似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2010年年底，一条关于“农业部机关幼儿园弃转基因食用油”的新闻被疯传，被认为是农业部在转基因问题上“双重标准”、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铁证。迄今已近两年，未见农业部有什么有力的正面回应。当时方舟子等人曾经在微博上回答（大意）：一个机关幼儿园的主张能说明什么？难道能代表农业部的主张？难道一个幼儿园园长（甚至只是幼儿园食品采购负责人）对于转基因的看法，会比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权威？这些反问式回答很有力，可惜声音太小。

　　当然，农业部可以给出不做回应的理由：老百姓对于转基因已经形成成见，解释是徒劳的。但更早的时候呢？政府职能部门一直是这样的态度。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转基因问题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抢在公众普遍对转基因技术形成“成见”之前阻止这个“成见”的出现，即没有及时、也没有足够多地做好解释工作。

　　我这么说的一个大前提，是需要先确定“转基因”是否真的安全可控。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答什么是转基因，它与杂交等育种手段有何差别。

　　所有的作物改良，都是建立在基因改变的基础上。杂交育种，它是将整组的基因，在父本和母本之间大规模转移，这是基因转移最多的一种；转基因育种，则是有目的地把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基因，转移到被改造的作物上。另外一种改良方法，是利用辐射等手段诱变育种，使得基因发生突变，然后从一大堆突变中选择我们所需要的有利基因。

　　很显然，三种方法都是在基因层面改变作物性状，并无本质区别；差别在于，转基因育种是“描点打靶”，效率显著高于另外两种方法，并且对作物基因的改变更少——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杂交和诱变都是狂轰滥炸，然后看看有没有炸到那个目标靶点。

　　再次强调，转基因不是要“转”你的基因，只是改变了作物的基因，这些被改变的基因吃进你的肚子，也就跟其他基因一起被消化掉了，因此不会改变你的基因，正如吃了含有猪类基因的猪肉不会让人变成猪一样。了解这一点，读者就该清楚，那些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影响后代，其安全性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实验来证明”之类的论调是多么的荒唐。

　　我常常说，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理解能力的人，只要知道了什么是“转基因”，就不会再对它的安全性产生疑虑。可惜人们总不愿意去了解这个并不十分复杂的问题。

　　我这么说，并非认为转基因技术就不能用来干坏事。相反，坏人如果要将一种作物变成剧毒品种，利用转基因手段也比较容易办到——同样，杂交和诱变育种也能做到这一点，只是效率要低得多。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要受监管的原因。我们说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指的是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比另两种育种方法更可控，因为它改变的基因最少）。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国务院颁布，出台了一系列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管理条例，涉及其种植、标识、销售、进出口等等，来确保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这些管理措施，大多数与国际接轨，唯独缺乏欧美国家普遍强调的公众参与制度。

　　2009年8月，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正式批准了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并于10月下旬公布在“中国生物安全网”。这是一家少人问津的网站。几个月之后，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媒体指责农业部“偷偷摸摸”颁发了这两张安全证书。

　　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团队研发的转基因水稻，等待这张安全证书整整有11年。老实说，我并不怀疑这张证书其他各方面程序的合法性，但对于之前农业部未做任何的解释性宣传表示反感：这原本是一项责任，也是一个最好的科普机会——可以借助于中国第一张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的通过，向公众大力普及有关转基因技术方方面面的知识。

　　然而农业部选择了“行政审批惯例”，整个过程在媒体看来几乎是在黑灯瞎火下进行；即使在遭遇强大质疑之后，农业部也拒绝公开转基因水稻的详细试验情况。

　　原本是最好的一次科普解释契机，却演变成百姓们“转基因”疑虑被增强的结果，成为“反转控”们造谣的大好机会；这次“黄金大米”论文事件又是如此，一次又一次，我们的职能部门都把好机会变成坏结果。

　　所以我才说，政府职能部门在解释工作上的失职和缺位，就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剥夺。他们不去抢占转基因的解释权，就是把这个高地拱手让给了反对者，而后者是不可能让百姓明白什么叫转基因的（如前所述，解释清楚了就会证明转基因的安全性），他们只会撒播误解、谎言、谣言和阴谋论。

　　美国在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种类、国内消费量等方面的数字都远远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国家——直到2006年，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还占到全世界种植总面积的一半多。在转基因作物刚刚出现时，美国人同样对它有着这样那样的疑虑，但现在他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为什么转变了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社会整体科学素养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又来自长期的科普宣传。当然，几十年来转基因食品带给公众切实的好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个过程。而这项科普解释工作，做得越早越容易获得成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建议，有关转基因的这项科普工作，应该由政府来主导，将它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有序、有计划、成规模、系统地进行科普宣传，还公众以知情权，从而扫清技术发展的阻力——毕竟，转基因技术关系到未来食品安全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并且，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及这个认识过程更会关系到中国民众的科学素养提升，以及民众对于科学精神的理解、认同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