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土摩托（袁越）10年去台湾采访保钓运动的几位前辈之后所写的文章，供参考。

导言

从表面上看，保钓运动是中国和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的运动，但实际上它是发生在中国人圈子里的一场民间抗议运动，和日本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正文

大陆所称的钓鱼岛，在台湾人那里被叫做钓鱼台。保卫钓鱼台的口号最早是在1970年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提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学生。40年后，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台北，采访了保钓运动的5位重要见证人。关于保钓运动的起源，还是让他们亲自来说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人物简介：

姚琢奇：前《中国时报》摄影科科长，最早登上钓鱼岛的中国记者之一。他和同事们40年前从钓鱼岛发回的报道被公认为是保钓运动的导火索。

王晓波：前台湾大学哲学系讲师，保钓运动台湾部分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见证人。

胡卜凯：台大物理系毕业生，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现任中华保钓协会的发言人。

林孝信：台大物理系毕业生，《科学月刊》的创办人，保钓运动最关键的人物。

刘源俊：台大物理系毕业生，前东吴大学校长，现任中华保钓协会理事长。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2月底来到台湾，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在207师服役。因为我从小喜欢摄影，对新闻也有兴趣，战争结束后便做了摄影记者。1970年时我已是《中国时报》的摄影科科长，同时兼任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摄影师。

我第一次看到钓鱼台的时间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当时有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了钓鱼台附近搁浅，我们报馆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台上空拍照片。记得当时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还向我们的飞机发过警告信号。

不过，当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台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大约在1970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打算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交还给日本，附带包括尖阁列岛（钓鱼岛的日本名字），台湾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台问题。不过我记得当时台湾民众还不知道钓鱼台下面有石油，大家关注的只是钓鱼台的主权问题。

消息出来后，我们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余纪忠可是个不简单的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给胡宗南当过英文秘书，后来担任了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政治部主任，30几岁就当上了中将。来台湾后他开始办《中国时报》，并靠这份报纸发了财。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

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和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我们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1970年9月1日晚上，我们一行4人乘坐水产试验所的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没看到任何船只，非常顺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

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宣示了主权，然后又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和“中华民国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的。

完成任务后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下，我平时喜欢研究军事，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台。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我没发现水源，没有补给的话很难生存下来。岛上人工痕迹极少，我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围墙，我判断这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还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到：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

因为岛上几无平地，地上石头尖利，很难行走，再加上我们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号文章见报。据说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余纪忠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这5个字，就是为了保护我们。

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青天白日旗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这件事是我们报纸驻日本记者站的记者亲眼看见的，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青天白日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可惜这面旗子如今早已不知去向，我曾多次请求政府保护好这面旗子，但未果。

文章刊出当天一早我就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看望张宝树，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我认为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需要台湾支持，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专门负责对日关系，是个亲日派，而且他是蒋介石的同学，说话很有分量。

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华民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失去了拿回钓鱼台的最佳时机。

王晓波：我于1943年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父亲是军人，全家人1948年来台湾。1970年年初的时候传出消息说联合国某资源单位发现东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接着美国人就宣布要把钓鱼台送还给日本，日本于是开始驱赶台湾渔民。当时我们没怎么吭声，但很快有学者发现钓鱼台在大陆棚（架）上，没有钓鱼台的话日本就不能独占东海石油。恰在此时，《中国时报》几个记者到钓鱼台上插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日本人把国旗还给驻日大使的时候旗子的右上角被撕裂，当然这也许是因为风的缘故，但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

当时我已经从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在念研究生，同时为一些学生社团写写文章。我看了《中国时报》的报道后非常激动，就写了篇文章，投给了胡秋原先生主办的《中华杂志》。文章里我引述了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口号。

胡卜凯：我的父亲胡秋原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1970年时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他一生都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份《中华杂志》，刊登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

1960年代台湾学生流行学理工科，我也念了台大物理系，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交友圈比一般理工科学生大。当时台湾学生有个“自觉运动”，台大出现了一批学生刊物，比如《新青年》和《大学新闻》等，我经常为它们写文章，因此认识了王晓波。他大我一岁，但因为他小时候混“太保”（意为打架惹事的小混混），耽误了功课，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我1967年去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读物理。我有一个从小就是邻居的朋友郭誉先也在美国，他善于交际，认识很多路子比较野的人。郭誉先介绍我认识了在美国学工程的徐笃，他是成大（成功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新泽西州做事，属于草莽英雄。通过郭誉先的关系，我们几个同样喜欢政治的人相互认识了，一起成立了政治社团“大风社”，第一任社长就是徐笃。那时我们每个月都会在普林斯顿学生李德怡的家中开会，讨论国事。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大风季刊》，但发行量很小，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不过“大风社”后来在美国建立了十几个据点，一共发展了将近100名成员，是保钓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许多成员后来都担任了保钓运动的领导人，比如伯克利大学的保钓领袖郭松棻和刘大任都是大风社的主力干将。

记得在1970年年初我就从报纸上得知美国要把钓鱼台送给日本的消息，但当时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个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情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3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3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耳濡目染，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

游行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可我们“大风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员，人数不够，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孝信，他为办《科学月刊》建设了一个北美留学生联络网。于是我立刻给林孝信打电话请求帮忙，他又和好友刘源俊商量，得到了刘的支持，于是答应帮忙。事后证明《科学月刊》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主力，而我正好认识两边的人，可以算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就喜欢物理，后来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和胡卜凯刘源俊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就联络了一批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兵，然后于1967年去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起办杂志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国了，分散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很贵，为了保持联络，我们发明了一种“循环信”，就是第一个人写一段话，寄给第二个人，他再写一段话寄给第三个人，这样循环一圈后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后来大家嫌一封循环信太慢，同时弄了好几个循环信，最多时同时有12封循环信同时进行，每个循环包括6-10人左右，循环一圈后再重新组合。

那时我们学理工科的都有奖学金，日子比较好过。1968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日子就更清闲了，于是打算办一本《科学月刊》，由留美学生负责写稿，送回台湾印刷发行。我办《科学月刊》不仅仅是想介绍科学知识，更希望以此来启迪民智，培育科学的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亲眼目睹了美国的强大，非常希望台湾快点追上来。我从1968年年底开始，用搭便车的方式走访了很多学校，联系到300多个留学生，请大家捐款并帮忙寻找作者。

为了保持大家的热情，我又决定出一份《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向大家汇报工作进展。频率高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出一期，每次都要寄几百封信。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请我的同学兼室友曹亮吉帮我刻钢板。过了半年以后复印机开始普及，就改成复印。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当时还在密苏里大学念新闻，他听说我们在办杂志，就专门跑来芝加哥帮我们贴邮票，后来还写了一篇介绍我们的文章登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科学月刊》1969年9月出了“第零期”试印本，反响不错。1970年1月1日正式出刊，作者大都是在美国的台湾学者和留学生，其中还包括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怡严和台大心理系老师杨国枢担任了《科学月刊》在台湾的合伙人，负责在台湾的印刷和发行工作。

刘源俊：因为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的影响，1960年代的台湾学生流行学物理，我也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念了台大物理系，和刘林孝信胡卜凯是同班同学，也和他俩一样于1967年出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一年后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林孝信提出大家一起办一本《科学月刊》。他的动机很单纯，一方面他觉得我们都在台湾受的教育，应该回馈社会，为台湾做点事，另一方面他想通过办杂志把台湾留学生团结起来，当时台湾留学生思想分歧严重，亲共反共亲美台独等等分成很多派别，整天吵来吵去，他觉得与其争吵不如合作，大家团结在科学的旗帜下，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和他在大学期间就是好朋友，这次更是义不容辞，担任了《科学月刊》物理组的负责人。

我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正值反战运动高潮，纽约是反战运动中心，1968年上半学期我们学校就没怎么上过课，学生把校长室都占领了，最后警卫从地下室冲进去把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当时美国流行左派，纽约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毛泽东头像，很多来自香港的留学生非常亲共，动不动就指责“蒋帮”如何如何，这些事给了台湾留学生很大的冲击。这就是保钓运动的土壤。

林孝信：记得当时除了胡卜凯之外，还有2-3个人找过我，想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当做保钓的联络工具。我觉得保钓关系到国家命运，不应拒绝，但《科学月刊》似乎不应该涉及政治，我拿不准，就给20几个主要联络人打电话征询意见，结果除了一人有保留之外，其余全部赞同。于是我把1970年12月的《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50多个美国大学，通过他们能联系到上千个台湾留学生。后来《钓鱼台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学生们很快就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美国举行保钓大游行。我印象当中各个保钓分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学例外，他们的3位主要领导人刘大任、郭松棻和傅运筹都是念文科的。

刘源俊：到1970年12月的时候，美国各地留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大家商定要在1971年的1月30日举行大游行。当时参加保钓的除了台湾留学生之外还有不少香港学生和华侨，香港学生大都是在美国读本科，比我们这些研究生有游行经验，所以负担了很多组织工作。不过有不少香港学生比较左，他们说如果台湾学生打出青天白日旗的话，他们就要打五星红旗，最后大家商定不带任何旗子，保持保钓的中立性质。

胡卜凯：刚开始的时候，大风社在各地的成员态度都很积极，唯有伯克利的刘大任比较消极。他原是写小说的，在台湾的时候就和陈映真一起办读书会，宣扬民主自由，后来有人告密，陈映真和读书会的其他十几个人被判刑。在此之前刘大任出国读书，逃过一劫。我找了个机会去三藩市“串联”，和他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不肯承认民国政府，所以不愿意参加游行。但过了年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大转弯，不但答应参加游行，还出了一个《战报》，模仿五四运动，提出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不过，他们坚持要在1月29日举行游行，暗指当年的一二九运动。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借机打击一下国民党政府，所以我有点怀疑当时有人给了他某种暗示。

林孝信：第一次保钓大游行一共包括6个城市，除了三藩市是在1月29日之外，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西雅图和洛杉矶都是在1月30日。参加游行的台湾学生大都和《科学月刊》有关系，这倒不全是因为我的联络网的缘故，而是因为《科学月刊》让大家有了一种难得的信任感。保钓运动有一定的政治因素，而政府一直警告我们不要搞政治，说共匪在利用你们，所以台湾学生胆子很小，不大敢参与政治活动，因此这种信任感非常重要。

胡卜凯：参加游行的以理工科学生居多，除了《科学月刊》的原因外，理工科学生大都有奖学金，毕业后留美国的机会也大。而文科学生很多都是靠政府奖学金出来的，毕业后还要回台湾工作，因此不愿得罪政府。另外，千万别忘记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学生不愿出头和白色恐怖有关系，但国民党的教育同时也一遍一遍地灌输了国家民族的概念，让我们这些学生觉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觉得保钓运动反而是拜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之赐，这种教育方式是一把双刃剑，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所谓“辩证关系”。

林孝信：第一次游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家就计划在1971年4月10号举行第二次游行。那天美国西海岸的三藩市、洛杉矶和西雅图各自有游行，但整个东部的人都聚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游行，我估计人数至少有2500人，也有人说有4000人之多。大家最先游行到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但美国人的回答还是老一套，说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协议将还给日本。有些女学生听到这个回答都哭了，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国家，没想到美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但我们很快又意识到美国毕竟是第三方，我们应该去自己的国家寻求帮助，就又去了台湾驻美使馆，以为会听到一些鼓励的话。当时台湾驻美大使名叫周书凯，他已经被任命为新的台湾外交部长，我们听说他为了把海外留学生的意见带回国，所以一直留在美国没走。结果我们游行到大使馆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周书凯出来！周书凯出来！”但他却始终没有出来见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

刘源俊：保钓运动从一开始就分成了左右两派，两派名义上都支持保钓，但左派同时还支持共产党，右派则支持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个台独派，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保钓，但他们却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台独的本质不是爱台湾，而是美日的傀儡。我本人是无党派，从来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我也不愿看到保钓运动变成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所以我一方面批评国民党不保钓，另一方面也反对左派引入政治元素，破坏保钓。

我记得1月30号游行之后，政治气氛就变了。有消息灵通人士从加拿大中共大使馆得到消息，美国政策要变，打算在1971年9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来大家才知道1970年12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大陆，和周恩来敲定了这件事。从此之后左派势力大振，主宰了此后的保钓运动。他们想把保钓运动的性质转变为支持中国进联合国的运动，但显然很多人不同意这么做。我认为这些左派是破坏保钓的罪人，就退出了保钓运动。4月10号华盛顿大游行虽然还是坚持没打国旗，但游行结束后大约有200多人在马里兰大学开会，两派终于公开吵了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一波保钓运动结束了。

林孝信：4月10日的大游行之后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保钓。此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7月9号下午6点钟的黄金时间，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我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那边，而且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说不定中国政府会保钓，于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中国的风潮。那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虽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问题，但起码从对外宣传来看，文革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保钓人士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很多人变成了左派。

还有很多人通过保钓，开始反思台湾历史，以及和过去的盟友美国日本的关系。不少人心中开始有了疑问，难道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中国近代史都是错的？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败给共产党这段历史时都是含含糊糊的，只是一味地说共党如何如何可恶，但真正的原因却又不讲，老师也不说。我们学理工科的以前也没深究，但保钓运动一下子把这些疑问勾起来了，大家便纷纷回去重新学习中国近代史。美国很多大学有很好的中文图书馆，很多人便借此机会阅读了很多过去没有读过的书籍，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不肯保钓了，原来国民党以前卖国已经卖了很多次了！九一八就没抵抗嘛，更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台？

记得当时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教科书都把共产党领导人描述成邪恶的人，那大陆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国父孙中山的呢？于是我便去芝加哥大学的中文图书馆找大陆的书，惊讶地发现大陆对待孙中山还是很尊敬的。我终于意识到我原来对大陆的认识太错误了，应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后来读了很多书后我发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不错，应该让台湾实现社会主义。

胡卜凯：我的数学基础一直不好，考了两次博士资格考试都没有过，丢了奖学金，于是在参加完第二次保钓大游行后就离开学校，跑到拉斯维加斯鬼混去了，因为在那里吃住都不要钱。1971年9月保钓领导人们又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召开了一次大会，左右两派正式决裂。我没有参加，但听说左派全面控制了那次大会，保钓运动正式向左转。

这个转变是有道理的，因为国民党不保钓，因此支持共产党的左派便有了正当性。国民党一直试图控制保钓运动，但没有成功。真正有控制力的是林孝信刘源俊等人，他们因为办《科学月刊》的缘故，赢得了大多数学生们的信任。国民党惨败后觉得很丢脸，便开始报复。林孝信因为是本省人，国民党一直自动地把他划为台独，也不能忍受他成为一个有正当性的民间组织的领袖，而他宣扬社会主义这一点在国民党听起来也很刺耳，便把他纳入黑名单，吊销了他的护照。其实林孝信学习很好，拿个博士学位找个好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没有护照他就成了非法居民，再也没办法继续学业了。后来还是因为他夫人的关系才拿到了绿卡。

我在拉斯维加斯混了一年后我姐姐找到我，把我带回加州做事，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再也没管保钓的事情了。

王晓波：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校门就能看见。

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

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教官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和上面联系。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3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于是第二天校方专门包车把我们送到美国大使馆，我们从那里走到日本大使馆，再坐包车返回学校。后来陈水扁以此为借口，指责我们这次游行是台大组织的，属于官方默许的行为，实在是很没道理。

但是这次游行没起什么作用，钓鱼台还是没拿回来。不过美国埋了一颗地雷，说：“我交还给日本的只是行政权，主权的争论由争论的各方和平解决。”当时台大学生有个口号：给我们发枪，让我们上钓鱼台！要知道，台湾学生都是军训过的。后来解密的台湾外交部档案里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过武装占领，但台湾因为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正需要依靠日本帮忙，因此不敢得罪日本政府。

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在那次游行之后，台大接连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大型座谈会，可以说保钓运动煽起了台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热情。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爱国首先要爱民，于是台大又发起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成立了“台大社会服务团”，在那一年暑假组织了农村调查队、山地调查队、工人调查队和私娼调查队等等去社会各地调查，所以说保钓也促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

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出来。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林孝信：当年有5个保钓领导人曾经去大陆访问，我们叫它“保钓第一团”。团长李我焱是纽约保钓的领导人，他早年在大陆时就参加过读书会，去台湾后开始反对国民党，被判过刑。后来他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去台湾访问的吴健雄的赏识，这才得以出国读书。团员王正方来自费城，念电机系，现在在搞电影。陈治利也是念理工科的，现在在加州做事。陈恒次是念法律的，后来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不幸在出差非洲时死于飞机失事。最后一个王春生我忘记了（记者注：王春生是读社会学的一位女士，现住美国）。

这个团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保钓评价很高，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不过我觉得保钓的影响不如五四运动大，毕竟是发生在海外，没法影响更广泛的国内民众。

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之后，国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没了护照我就成了非法居留，学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只好继续保钓，变成了海外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笑）。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我才开始重新申请护照，申请了3次才获批准。1988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台湾。

王晓波：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

谈到保钓的历史功绩，马英九曾经说：钓鱼台之所以没有完全给日本，保钓有很大功劳。而我觉得保钓运动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为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储备了人才，就像五四运动为后来的抗战储备了人才一样。

附：采访手记

我在台北只待了4天，所有采访对象都是去了之后才联系上的，但他们全都非常配合，否则采访不可能顺利完成。

和姚琢奇的采访约在了他的家中。他家坐落在台北市北部的一个非常安静的老小区，门前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老人今年82岁了，身体硬朗，声音洪亮，仔细听还能听出一点上海口音。姚先生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时的习惯，那天专门为了接待我缩短了时间。

姚先生早已退休，但仍然闲不住，仍然担任着军事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他很得意地给我看一张照片，是他当年驾驶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拍下来的。可惜的是他拍的钓鱼岛照片的底片都留给《中国时报》了，只留下了几张从报纸上扫描下来的模糊的复印件。

和刘源俊的采访约在了东吴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距离台北故宫只有一站地。刘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吴大学校长，做了8年后退下来，但仍然在物理系教书。采访约在周五的下午，他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匆匆赶回办公室和我见面。也许是因为说了一天话的缘故，采访一开始他的声音很轻，嗓子有点哑，但越说声音越大，语速也越快。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保钓做实事，他在担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委托东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钓鱼岛历史、地理和法律的研究论文集。他相信保钓也许还要再保40年才能成功，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

和王晓波的采访约在了忠孝东路的一座大楼内，那天晚上正好是“中国统一联盟”开例会的时间，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位致力于中国统一的学者，大家看到一位来自大陆的记者都很激动，鼓掌欢迎。王晓波身体微胖，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今年67岁了，但也还没退休，依然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

和胡卜凯的采访约在了中正纪念堂旁边的台湾国家剧院，那天刘源俊也在，他们几位在剧院底楼的一间餐馆设宴欢迎一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老同学，吃完饭后胡先生在旁边一间咖啡厅单独接受了我的采访。胡先生身着西装，留着好看的胡子，很有学者风度。他199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在西门子公司台北分公司上班，直到2001年退休。他至今仍喜欢写作，之所以这么早退休，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难约的人是林孝信，他平时住在台南，幸好在我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来台北公干，和我约在台湾国立科学教育馆见面。那天在科教馆有个科普活动，台湾科普界几乎所有有名的人都到场了。显然大家都非常尊重这位前辈，林先生也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向同行们提各种建议，态度热切而又诚恳。

林先生年轻的时候就以精力充沛而闻名，那时朋友们都叫他“和尚”，因为他像个苦行僧，很少吃东西却又干劲十足。如今林先生已经66岁了，依然很瘦，留着一头很久没有打理的白发，活像一个亚洲版的爱因斯坦。他目前的正式身份是台北一家学校的老师，那段时间正和几个朋友筹划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科学月刊》诞生40周年。这本月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做到现在，一期都没有落下，可算是台湾科普界的一个奇迹。林先生送给我一本《试刊号》，一本《创刊号》，这是我此次台湾之行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下面是2010年记者、科普作者土摩托去台湾采访保钓运动新一代领导人后写的报道全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话是没办法直说的，大家需要从字里行间慢慢品味。总之一句话：保钓运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纯洁。

导言

第二波保钓运动的参与者大都是政治家，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协助政府收回钓鱼岛的主权。

正文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第一波保钓运动就算基本结束了。第二年，刘源俊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发现台湾人心惶惶，大家似乎都还没有从失去联合国席位的事实中缓过神来。“那几年台湾人心里想的都是怎样保住台湾，哪有心思保卫钓鱼台啊？”现任中华保钓协会理事长的刘源俊回忆到：“只有少数左派人士还在保钓，可没过几年他们就亲眼目睹了粉碎四人帮事件，然后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这些变化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更没心思保钓了。”

这一停就是20多年。

这几年台湾也没闲着，从蒋经国过渡到李登辉，从解严发展到台独势力冒头，每一次变化都刺激着台湾人的神经。1996年3月，李登辉在第一次台湾“总统直选”中胜出，并宣布将于3个月后赴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毕业典礼。在此期间，大陆在台湾海峡接连进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并试射导弹，由此爆发了“台海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分子于1996年7月14日登上钓鱼岛“修理灯塔”，此消息传到香港后立刻引起媒体强烈关注，从此拉开了第二波保钓运动的序幕。

登上钓鱼岛

“司机，我要去永和市德和路245号。”这是台北县议员金介寿给我的地址。司机犹豫着发动了车子，几分钟后，路边出现了一排排竞选彩旗，上面印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头像，以及“金介寿”这3个大字。“你要找金议员啊？早说啊！”司机如释重负地一踩油门，一会儿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个繁华的商住两用小区，著名的“永和豆浆”就发源于此。金介寿专门为这次选举租下了一个沿街的门脸作为临时竞选总部，屋子里有几个人正在接电话。一位工作人员把我让进里屋，立刻有人倒上茶水。我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彩色照片，照的是一个穿着潜水服的男人站在一块岩石上挥舞青天白日旗。几分钟后，这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他面容英俊，身材魁梧，发型考究，说话声音很有磁性，中气十足：“我就是金介寿，欢迎来台湾。”

采访一开始，这位新一代保钓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就向我介绍起他的出身和籍贯，这似乎成了采访保钓人士的惯例：“我祖籍安徽省桐城县，父亲是抗日老兵。我1951年出生在台湾，算是外省人第二代。我大学学的是水利，毕业后当过1年零10个月的宪兵。之后我开补习班，在补习届小有名气。再后来我选上了台北县永和市的市民代表，正式进入政界。”

在台湾老的行政构架里，只有台北市属于直辖市。台北市周围被台北县所包围，金介寿做了4年台北县永和市市民代表后又当选了台北县议员，并且连续当选了4届，也就是说，他至今已做了20年的职业政治家。今年台湾改制，台北县升级为“新北市”，和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平级，共称为“五都”。11月底即将举行的“五都选举”实际上就是选出新5都的市议员，如果选上的话级别又提高了一级。

“我读书的时候家境贫寒，平时要打工，根本没时间参与保钓，这一点和马英九他们那批高官子弟有着天壤之别。”金介寿继续说到：“参与保钓是在我当台北县议员的时候，而且完全是一次意外，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

故事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还是李登辉执政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党员看清了其台独本质，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金介寿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直比较反叛，喜欢搞街头运动，被老百姓称为“街头小霸王”。1996年钓鱼岛灯塔事件出来后，李登辉控制下的台湾媒体没怎么报道，金介寿一直不知道此事。那年暑假，新党开设的广播电台“新党之音”需要一位政客来播音室主持“与民有约”节目，可新党高官们都出国度假去了，主持人只好临时把金介寿找去救火。那天恰好有位听众打电话进来，说香港民众已经闹起来了，质问新党为什么不参与保钓。金介寿当即允诺要立即行动。几天后金介寿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结果没有一家台湾媒体出现在发布会现场。但这件事被香港《苹果日报》的人知道了，就刊登了一则消息，被香港立法局议员刘千石看到了，主动跟他联络，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手保钓。

金介寿不愧是“街头小霸王”，行动力超强。他立刻成立了“台湾保钓行动小组”，花4万元新台币租了条渔船直奔钓鱼岛，结果中途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舰拦了回来。

“台湾的渔船排水量通常只有几十吨，而且船身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怕撞，日本人的船都是铝合金的，排水量上千吨，一左一右把我们夹在中间，前面再来一艘船横着一挡，我们就没办法前进了，只有后退。”

正说话间，前屋来了一位问路的老人，金介寿听到声音，立刻走出去和老人寒暄，又摆出为老人指路的姿势方便我拍照。拍好后我们再回到里屋继续听他讲故事。

第一次保钓行动经媒体报道后引来香港立法局议员何俊仁的关注，他是“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召集人，属于香港保钓界的右派。当时香港保钓的主力是亲共的“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总指挥名叫陈毓祥，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波保钓运动的“老保钓”。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正闹“台海危机”，使得台湾民众大都对香港发起的新一波保钓运动有些抗拒。但何俊仁不存在这个问题，他邀请金介寿赴港参加“九一五”港岛保钓大游行，两人商定了第二次登岛行动方案。此时金介寿也正需要香港人的支持，因为台湾渔民已经把渔船的租金涨到了每艘10万元，金介寿没有这么多钱，但香港人民捐款踊跃，何俊仁可以提供这笔经费。

9月22日，何俊仁从香港飞到台北，当晚就和金介寿等人一道乘坐3艘保钓船从深澳渔港出海，向钓鱼岛方向驶去。就在同一天，陈毓祥也率领一班人马搭乘一艘货船轮，从香港出发前往钓鱼岛。从此，新一代保钓运动的左右两派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钓鱼岛变成了这场竞争的桂冠，谁第一个登岛插旗，谁就是这一波保钓运动的盟主。

位于基隆的深澳渔港距离钓鱼岛只有200公里左右，金介寿这支舰队第二天一早就到达了钓鱼岛附近海域，但却遭到21艘日本军舰的拦截，再次无功而返。3天之后，陈毓祥等人乘坐的“保钓号”货轮也到达了距离钓鱼岛只有10海里的地方，但由于风浪大，再加上日本军舰的拦截，货轮没法前进，船长下令返航。但陈毓祥不甘心，带领4名保钓人士身穿救生衣跳进大海，试图用游泳的方式宣示主权。但陈毓祥体重过大，不幸溺毙，另外一名保钓人士受伤，被紧急运往距离最近的日本石垣岛医院抢救，这才保住了性命。

陈毓祥是保钓运动20多年来的第一个牺牲者，此事传到台湾后立刻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关注，“一堆钱就进来了！”金介寿总结了前两次的失败教训，认为必须采用人海战术，让日本军舰顾此失彼。于是他和何俊仁商定，双方各负责15艘船，再加上10艘媒体船，组成了一只庞大的“保钓舰队”，于10月6日晚上分别从各个海港出发，直奔钓鱼岛。

出发前金介寿还租了几艘海上摩托艇，组织了一次向媒体公开的抢滩演习。临行前台湾海上边防警察以安全为由不准摩托艇上船，金介寿当着警察们的面把摩托艇放下来，等警察们签字放行后又大摇大摆地把摩托艇重新装上船去，而且全部放在甲板上，一点也不避讳。

“我甚至找了一个玩航模的，运了一架遥控直升飞机过去，飞机下面绑上一面国旗，准备用这个办法把旗子空降到钓鱼台宣示主权。”金介寿对我说。

其实，以上这些都是金介寿布下的一个疑阵，为的就是让日本间谍误以为保钓人士打算驾驶摩托艇登岛。等主力部队都出发后，金介寿自己偷偷登上一艘名为“自立6号”的矶钓船从深澳港出发，船上只有10名船员，没有摩托艇。

“我这艘船是深澳港唯一的一艘矶钓船，是专门用来从事岩壁海钓的。”金介寿解释说：“矶钓船的船头是平的，绑了很多旧轮胎，靠上岩壁的时候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矶钓船速度很慢，一直跟在大部队的后面。先头部队很快就遇到了日本军舰，据估计大概有80艘左右，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围追堵截的大战。

“我后来听说日本横须贺海军总部停止了国家演戏，把所有的军舰都从本岛调来保护钓鱼台。”金介寿说：“那天的钓鱼台海域相当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场。”

不过，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场海战。资料显示，那天台湾海巡署的军舰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待命，但没有一艘敢于上前护航。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租用了直升飞机在上空拍照片，台湾的一家电视台甚至从冲绳首府那霸市租用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到钓鱼岛上空，拍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最后，老谋深算的金介寿成了最大的赢家。“自立6号”在4艘普通渔船的掩护下顺利突围，成功靠岸，金介寿和另一名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跳上钓鱼岛，爬到了6米高的地方。可惜他们爬上的是钓鱼岛前面的一块礁岩，和本岛之间隔着一条2-3米宽的海沟，没法前进。此时日本军舰因为体积太大，不敢靠的太近，只能放下几艘小艇前来阻挡，被船员们用长矛挡住。眼看没法继续前行，金介寿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插到了岩石上。陈裕南则先是按计划插上一面写有“中国领土钓鱼台”字样的黄色旗帜，又从怀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也插到了岛上。这大概是海峡两岸的旗帜第一次在同一块场地上同时飘扬。

“我们事先都说好了，不准带五星旗，陈裕南把旗子藏在怀里，我们都不知道。”金介寿解释说。

“自立6号”是早上6点一刻登岛的，15分钟后，另一艘名为“全家福号”的海钓船在船长游明川的操控下也成功突围，驶到了距离钓鱼岛15米远的地方。保钓人士赖福明、王光华、李觉民和吕文瑞穿着潜水衣跳进大海，游上了钓鱼岛。4人在岛上逗留了将近半个小时，甚至还打算登上最高峰，但终因坡度太陡而作罢。

根据一名在场的台湾记者事后的描述，金介寿和陈裕南插在岛上的3面旗子10分钟后就被风吹倒，而此时两人早已回到船上，却没有再派人上去重新扶正国旗。7点钟的时候，金介寿通过对讲机下令全体撤退，大家安全地回到了台湾。

这次登岛行动以5艘台湾渔船被撞坏为代价，最终让6人成功登岛，但也导致很多没有上岛的人怨声载道，香港演员黄秋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对香港记者抱怨金介寿太自私，自己登岛之后就迅速下令撤退，没给其他人留机会。

“他一定是误解我了！”金介寿的语气显得很无奈：“我把最豪华的船都留给香港人了啊，我自己坐的是最破的船。”

不管怎样，这次登岛行动让金介寿成了明星，他在岛上挥舞青天白日旗的照片成了保钓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他旁边的五星红旗也让这一历史时刻具备了某种更深刻的含义。

保钓的火炬接力

第二波保钓运动在1996年达到高潮后很快再次陷入低谷，民进党的崛起把台湾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岛内。1998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败给马英九，两年后他却当选为台湾“总统”，民进党也首次击败了国民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则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再次发生分裂，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前国民党元老宋楚瑜在总统选举失败后退出国民党，成立了亲民党，提出的宗旨是“人民第一”。当时还是台北县永和市市民代表的黄锡麟就是在这次分裂中离开了新党，加盟了同属泛蓝阵营的亲民党。

黄锡麟是新一波保钓运动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把采访约在了台北县永和市中正路648号，这也是一个临时租下来的选举办公室，原来黄锡麟和金介寿一样，都在竞选新北市议员。两人都是永和市推举出来的蓝营候选人，政治立场和票源全都一样，属于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我的祖籍在江苏，出生在台湾，今年48岁，从事保钓运动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现在担任中华保钓协会的执行长。”黄锡麟开门见山地说：“我曾经先后13次出海保钓，只可惜至今没有登上过钓鱼台。”

算下来，黄锡麟正是在1996年参加的保钓运动，不过他比金介寿小11岁，当年还只是一个34岁的热血青年。那次登岛行动中，黄锡麟是金介寿的助手，和金介寿乘坐的是同一条船，亲眼目睹了金介寿登岛的全过程。

“当时金议员上岛插旗后很快就跑回船上，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我看到国旗被风吹倒了，就自告奋勇要上去把国旗扶正，但是金议员不让我上去。”黄锡麟提到这件14年前发生的往事时仍然显得一脸的无奈：“当时日本人的船就在旁边，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冲突，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大家辛辛苦苦来一趟，都想上岛，到此一游嘛。可最后只有他和陈裕南等6个人上去了，而且他上岛后很快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大部队还在跟日本军舰缠斗，没有赶过来呢。后来很多人都骂他，我也骂他，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金介寿不同意这个指责。“我是行动总指挥啊，当然要对大家的安全负责。而且渔船很贵的，撞坏了就得赔。”金介寿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对我说：“我没有参加中华保钓协会，因为那是个有政治目的的组织。黄锡麟搞保钓是为了选举，他没搞保钓的时候是个普通百姓，而我已经是议员了！当年是我支持黄锡麟出来选市民代表，他选上以后就想把我干掉，所以搞了这个协会。”

黄锡麟当然也不同意这个说法：“中华保钓协会是台湾唯一一个在内政部立案的民间保钓组织，我们的经费来源和花销都是有帐可查的，金介寿那个保钓行动小组没有备案，谁也不知道钱都花哪儿去了。”

现任中华保钓协会发言人的胡卜凯这样评价两人的矛盾：“当初金介寿是领头的，黄锡麟较年轻，跟着金介寿。后来黄锡麟比较冲（一声），金介寿怀疑他想取而代之，又没办法节制他，就产生了矛盾。今年台北县改为新北市后黄锡麟这个市民代表的职位就没有了，只能去选议员，两人终于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矛盾就激化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黄锡麟合作比较多，但我仍然很尊敬金介寿，重要会议都会请他出席。”

选举很看重名气。黄锡麟虽然在近几年十分活跃，但毕竟一直没有登过岛，名气不如金介寿大。这几年黄锡麟一直在努力登岛，几乎每年都要出海一次，为此他甚至专门去考了一个渔民证，因为台湾有个规定，普通渔船可以随便出海捕鱼，但只有考过渔民证的人才可以上这种船。一般人要想出海，只能坐海钓船，这属于娱乐渔船，按照规定最远只能驶到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的地方，钓鱼岛自然也就去不成了。

“这规定以前一直有，但从来没认真执行过，直到陈水扁时代台湾海巡署才终于严格起来。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黄锡麟对我说：“其实我申请了渔民证也没用，他们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刁难我们的，比如不给我们配油，或者在保钓船申请执照延期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

因为出海次数多，黄锡麟跟渔民混得很熟，深知他们的痛苦。“我搞保钓不是因为石油，那个离老百姓很远。我搞保钓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让台湾渔民能够去那里捕鱼，钓鱼岛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被日本占领后台湾渔民就被剥夺了去那里打渔的权力，我要替他们抗争。”

黄锡麟把渔民游明川的电话给了我，他就是当年驾驶“全家福号”海钓船成功登岛的船老大，家就住在基隆的深澳港，距离台北只有一小时车程。这个港因为距离钓鱼岛最近，交通也便利，已经成为保钓人士最常使用的海港，被称为“保钓港”。我到的时候将近中午，港口却停满了渔船，一群渔民正蹲在一艘渔船甲板上吃饭。原来这几天正刮东北季风，大家都歇了。

这些船大都是50吨以下的碳纤维船，分为海钓船和普通渔船两种，前者大都比较干净，设备高级一些，顶层甲板上密密麻麻地装满了高功率灯泡，为的是夜钓时把鱼吸引过来。这种灯泡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15年前才传到台湾。“当年我们和日本渔民经常一块打渔的，现在不但我们没办法去那里打渔，就连日本渔民也不敢去了。”游明川对我说。

游明川今年43岁，肤色黝黑，大冷天脚上仍光脚穿着拖鞋，烟不离手。他当了一辈子渔民，直到1995年前还一直在钓鱼岛附近打渔，那时渔船可以开到离岛1海里的地方也不会有人管。但自1996年开始那片海域就成了禁区，很难再进去了。“钓鱼台是很多鱼类洄游的必经之地，有好多珍贵鱼种。像什么马头鱼、赤鯮鱼、长尾鸟（又叫大目金鲷）、红甘、青鸡鱼、大目鲢和石斑鱼等等经济价值高的鱼种只有在那附近才钓得到。这些鱼每斤（台制，等于600克）的批发价都在500新台币以上（约合人民币120元），一般的海鱼只能买100新台币左右。”

1996年，游明川开着自己那艘20吨的小海钓船参与了那次著名的保钓行动。出发没多久就遇到一艘船出故障，他前往营救，把那艘船上的人接到了自己船上。没想到这么一耽误反而成就了他，让他的船躲过了日本海军舰艇的堵截，成功靠岸。之后他换了艘50吨的大船，经常偷偷前往钓鱼岛附近钓鱼，被日本军舰拦过好几次。“日本军舰都是好几千吨级的，速度奇快，远处刚刚看到一个小点，一眨眼就开到眼前了！”回想起和日本军舰的数次对峙，游明川仍然一脸惊恐：“有一次我们4艘船遇到一艘日本军舰拦截，我们分头跑，那艘军舰竟然可以分别开到每艘船前面绕上一圈向我们示威。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又去过一次，结果遭到5艘日本军舰的拦截，他们两侧的防撞网都放下来了，准备夹我的船，幸亏我的船小，拼命地拐来拐去，侥幸被我逃脱了。”

附近几位渔民看到有人采访，纷纷走了过来。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大陆后，异口同声地说：“台湾海军打不过日本人，只有靠你们大陆海军了。如果胡锦涛派军舰给我们护渔，我们台湾渔民一定会感谢他的！”

据渔民们回忆，日本军舰对待进入钓鱼岛领海的台湾渔船态度十分蛮横，经常用高压水龙头或者油漆对付台湾渔船，如果再不走就直接撞。这几年媒体报道过几次台湾渔船被撞伤的事件，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冲突没被报道出来。

但是撞沉就不一样了。2008年6月10日，台湾渔船“联合号”被日本军舰撞沉，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抗议。6天之后，黄锡麟率领12名保钓人士乘坐游明川的“全家福号”前往钓鱼岛抗议，并在距离钓鱼岛0.4海里的地方绕岛一周宣示主权。

“我船上的大陆船员很厉害，直接跟日本人对着干！”游明川回忆起那次行动依然激动不已。“他们对日本船放冲天炮（二踢脚），把日本人吓得跳海。他们丢鸡蛋也很准，有一只鸡蛋直接丢到随船日本摄影师的镜头上了！后来我劝他们别浪费鸡蛋，他们才罢手。”

说话间，刚才那群蹲在甲板上吃饭的渔民嬉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游明川告诉我，他们就是受雇于台湾渔船的福建渔民，吃完饭下船散散步。台湾政府规定大陆渔民不准上岛，但在渔港这边没人管，大家早已默许了这种行为。

那12位登船的保钓人士当中，胡卜凯是唯一的一位老保钓。“黄锡麟非常想邀请一位老保钓随船前往，因为他觉得这象征着保钓的火炬传给了下一代。”胡卜凯对我说：“虽然那次我很遭罪，总共吐了7次，但能看一眼钓鱼台，一切就都值了。台湾这批老保钓里，只有我近亲眼看见过钓鱼台。”

据胡卜凯回忆，那次登岛的背后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回味。原来，那年5月马英九刚刚宣誓就职，就因为连续做出了好几次有争议的任命遭到台湾民众质疑，民调的支持率迅速从选举前的70%掉到了50%。恰在此时发生了联合号被撞沉的事件，中华保钓协会立刻决定前往钓鱼台示威。这个消息被马英九的老友兼智囊王晓波知道了，他立即转告给马英九，并建议他采取行动。于是马英九立即宣布召回台湾驻日本“大使”，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渔民损失，并指使台湾海巡署派出了4舰5艇为保钓船护航。这一连串强硬的举措终于让马英九的支持率不再继续下滑了。

“说实话，我心里很明白，08年那次保钓其实就是日本人让我们爽一下而已啦。”黄锡麟对我说：“马英九选举前曾经公开说，为了收回钓鱼台不惜一战！可他当上总统后就没了下文。他是表面上保钓，私底下跑掉！”

黄锡麟还告诉我，2009年他本来还打算再去一次，结果被马英九派来的特使劝了回去。“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比如威胁渔民，不要租船给保钓人士等等。”

游明川证实了这一说法：“海巡署不让我们靠近钓鱼台，第一次违规罚款3万，第二次15万，第三次吊销执照。他们还出钱给我们的船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名以上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实际上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游明川气愤地说：“据说台湾政府准备花800亿造新军舰，可造了也不是为了打日本人的，而是为了挡台湾渔民的！”

游明川很怀念蒋经国时代，认为只有他才是真正对渔民好：“蒋经国鼓励我们跟外国渔船竞争，由国家出钱给我们旧船换新船。现在的选举政府对渔民不好，因为我们常年在外，没办法赶回来投票。”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艘自己的船，这样就不必看别人脸色了。”黄锡麟说。一艘像样的渔船不到300万人民币，但他一直找不到这笔钱。目前中华保钓协会的经费有70%来自大陆南方的一位匿名企业家，其余20%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捐款，台湾本地的捐款只有不到10%。

“看来现在不但政府讨厌你们，就连民众也不愿帮你们，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坚持这么做下去的呢？”我不解地问。

“我的目的就是帮助政府收回钓鱼台的主权。如果将来有一天钓鱼台问题提交给国际法庭来裁决的话，就一定要提供证据证明钓鱼台是中国的。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以实际行动保钓，每年都去宣示主权，就是为了给政府的谈判代表提供有利的证据。”黄锡麟回答到：“因为政治原因，大陆没人做，香港和澳门又太远，全中国就只剩下我们台湾这几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了，所以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