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仙桥畔

谭朝富

第三十三章

虽说赵副连长不再逼孙师傅去三线，但孙师傅总也放心不下，生怕哪天又找到自己头上来。怎知，过了不久，国家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事，从此，孙师傅变得扬眉吐气，而赵副连长却苦不堪言，懊悔不已。

这天早晨一上班，曹亮就神秘兮兮把覃月田叫到一边，说有要紧事情告诉他。

曹亮是一年前大学毕业后调来电气安装班的。他与覃月田相处甚密，有什么事情愿意对覃月田说，有什么问题喜欢同覃月田商量。

曹亮说：“林彪死啦！他搞政变没成，就赶紧带上他老婆、儿子乘飞机仓皇出逃，刚离国境飞机遇难，全被摔死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覃月田庆幸国家少了一大害。但覃月田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有迹象表明，林彪的处境日趋不妙。曾在报上见到，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起个人崇拜时说，现在“崇拜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四个伟大”是林彪的题词，说它“讨嫌”，显然是针对林彪而言的。林彪自然察觉自己大势已去，危在旦夕，所以就采取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的冒险行动。覃月田说：“我相信是真的，完全有可能。”他又嘱咐曹亮说：“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谨慎才是。”

下午下班回到家里，覃月田与雷宛钰提起此事。雷宛钰先是一惊，然后直摇头，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哪，怎么可能呢？绝对不可能！”

“你别不相信，偶然之中有必然……”覃月田正要解释，见张帆提溜一瓶酒和一包熟食走进来，忙问：“遇上什么喜事？又是酒又是肉的。”

“今天可有特大喜讯，呆会儿慢慢跟你们道来。”张帆顺手把酒和熟食放在桌上。

雷宛钰将熟食倒进一个盘里，又炒了两个菜，拿来酒杯和碗筷。

三人坐定，张帆这才举起酒杯神乎其神地说：“告诉你们一件特大喜讯：林彪死啦！普天同庆。来，我们干一杯！”

三只酒杯在空中当的一声。

一杯酒下肚，张帆便打开了话匣子，说：“事情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见政变未遂，阴谋已经败露，便赶忙带上老婆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乘飞机仓皇外逃。谁知，刚出国境飞机就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叶群、林立果当即身亡。”

雷宛钰闪动着疑惑的目光，问：“消息可靠吗？”

张帆说：“这是内部人透露的，绝对可靠。”

“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怎么说呢？”雷宛钰说，“平时总是宣传，林彪学习‘毛著’最好、最好，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是毛主席最、最、最可靠的接班人，这一下倒好，搞政变的偏偏不是别人，而是林彪，岂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是天大的讽刺。可以这么说，客观上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张帆兴奋得将半杯酒全倒进肚里。

覃月田呷了一口酒，说：“说实在的，林彪搞个人崇拜、溜须拍马的能耐，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什么‘四个伟大’啊，‘一句顶一万句’啊，等等，这是众人皆知的，那类似的又鲜为人知的话可就多了去了。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为了迎合毛泽东，极力批判彭德怀，说：”彭德怀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他是想来当个大英雄。毛主席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觉得他是个大英雄，两雄不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招真灵，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再有，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对于‘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在讲话中，从原则上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林彪在大会上发言却说：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这番讲话完全与众不同，是费了心思的。”

张帆说：“类似阿谀奉承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说什么‘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听听肉麻不肉麻？”喝口酒，吃嘴菜，张帆又说：“连江青他也一个劲儿地吹捧。说她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等等。”

雷宛钰说：“林彪曾经提出个口号，矛头是指向老干部的。这口号是什么来着？挺绕嘴的。”

覃月田像说绕口令似的，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

三人不禁乐了。

覃月田突然收起笑容，叹了口气，说：“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不知有多少？”

三人沉痛地念叨起他们的名字――

刘少奇被诬陷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含冤逝世于开封。

贺龙被诬陷为“大土匪”、“大野心家”、所谓“二月兵变”的“大阴谋家”，1969年于“隔离审查”中含冤逝世。

陶铸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1969年含冤逝世于合肥。

……

“林贼不除，天理难容！”张帆忿忿将酒杯往桌上一苋，酒液溅洒一桌面。

雷宛钰说：“林彪事件是个惨痛的教训，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就此结束？”

“难说呀，极左思潮根深蒂固。”覃月田摇摇头，“再说，江青一伙野心勃勃的，岂肯从此偃旗息鼓？”

张帆说：“不管怎样，客观上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彻底失败！”

这顿饭，他们吃了很长很长时间。

一个月后，人们的传闻被证实，果然是真的。这天，厂党委书记在厂广播室向全厂职工传达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文件。电气安装班就在工作间听广播。大家格外肃静地听着。文件内容与人们的传闻并无差异，只是详尽了许多。

文件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遭到挫败后，就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于是林立果就秘密组织空军的某些人员作为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由林立果于3月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谐音）。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

9月8日，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赶到北京，进行了具体部署。他们密谋在上海市郊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用地面攻击、爆破铁路桥梁、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乘坐的专车，置毛泽东于死地。同时，林彪等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9月11日晚，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12日，林立果按照林彪等的决定，指挥“联合舰队”的骨干，准备飞机，拟定名单，妄图13日晨同核心成员南逃广州，另立中央。12日晚，林立果私调专机（三叉戟型、256号）飞抵山海关机场，立即乘车赴北载河与林彪、叶群会合。

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乘飞机叛国出逃。”周恩来立即下令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的事，并要飞机马上飞回来。

林彪、叶群、林立果感到南逃阴谋已经败露，赶忙乘汽车奔至山海关海军机场，登上三叉戟专机，于9月13日凌晨不顾地面拦阻和机组缺员而强行起飞外逃。

事后得知，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拘捕。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

听完广播，曾班长便组织全班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揭批着，赵副连长参加会议来了。他刚一坐下，就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竟敢阴谋杀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人人口诛笔伐，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流毒……”

赵副连长这番慷慨激昂的发言，可激怒了在座的孙师傅。孙师傅想，好你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又在演什么戏！他没好气地说：“赵副连长真是个轴承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实在是佩服！”

大伙儿以为赵副连长要跟孙师傅急，都为孙师傅捏一把汗。未曾想到，赵副连长不仅没急，还嬉皮笑脸地说：“孙师傅的眼光比我尖锐百倍，先前我就一点没看出林秃子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还是平时学习得不好，今后一定向孙师傅学习。”

孙师傅听了直恶心，气得不知说他什么好。

别看赵副连长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最肝儿颤了。他觉得林彪事件发生得也真寸，正赶上他追查、批判覃月田、孙大山“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罪行的时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会被人们骂为“林彪爪牙”、“小爬虫”什么的。果真这样，头上这顶副连长乌纱帽可就悬了，非被拔掉不可。他得设法变被动为主动。他认为首先得稳住孙大山和覃月田。当孙大山骂他是“轴承脑袋”时，他气极了，马上就要发作，但一转念，不可，孙大山是吃软不吃硬，经不住几句好话。他那番讨好的话果然奏效，把孙大山的火气消了一半。然而，赵副连长清楚，孙大山、覃月田不会就此饶恕了他，职工们对他也不会改变看法，只有在今后的批判中积极投入，让大伙儿瞧瞧我赵某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深恶痛绝的。

“批林整风”很快在全厂展开。

机动车间上上下下同全厂职工一样，积极投入到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热潮中。

这天，曾班长要覃月田写篇批判稿，说是车间要召开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全体大会。说实在的，从覃月田下到车间的二年多以来，有多少人要他写批判稿而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愿说昧心话，没得可写，而这回却不同以往，他不仅欣然答应，而且还尽力去写。覃月田提起笔，林彪一伙的罪行一股脑儿涌向脑海，怒火在胸中燃烧。一时间，激情满怀，走笔成章，句句一针见血。揭发批判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国出逃的罪行；揭发批判他们一面扯开嗓门高喊“四个伟大”，一面绞尽脑汁谋杀毛泽东的罪恶勾当；揭发批判他们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行为和宣扬“天才论”的唯心史观；揭发批判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妄图乱中篡党夺权，坑害国家，坑害人民，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滔天罪行……

批判稿写了厚厚一沓子。覃月田把稿子给了小姜，让她代表全班在会上发言。小姜是班里的一个年轻女工，善于朗读，念起文章来字正腔圆，极富感情色彩。平时班上政治学习，或念书或念报全是她的事。但她从没在大会上发过言，生怕由于怯场而糟践了稿子。她对这篇批判稿十分满意，认为内容既丰富又深刻，沉甸甸的，就担心自己不能充分表达出来。她准备得可认真了，将稿子反反复复念了许多遍，什么地方该高音，什么地方该低音，什么地方该快，什么地方该慢，全都作了周密的设计，并用符号标出来。就这样她仍不放心，还三番五次征求覃月田的意见。

全车间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会开始了。

赵副连长第一个上台发言。为了表现他的忠心，发言前他先振臂高呼两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呼毕，他这才进入揭发批判的正题。只见他气冲斗牛，声嘶力竭，唾沫星子满天飞。可是会场很不肃静，交头接耳一直没断。显然，人们并没为他愤激的情绪所感染，甚至认为他故作姿态，那批判稿毫无新意，全是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抄来的。

该小姜上台发言了。她怀着极严肃而又慌乱的心情走至台上，立在麦克风前。她先念了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开始揭发批判。听得出，她的嗓音有些颤动。下面有人嘀咕说：都是被林彪气的。覃月田清楚，气愤自然气愤，更主要的是怯场，心里在打鼓。可是，小姜的发言毕竟有吸引力，很快就抓住了大伙儿的心，让大伙儿紧随她的思路去认识林彪是怎样一个人，去剖析林彪为什么搞政变，去痛斥林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小姜见会场一片肃静，一双双眼睛注视着她，她就越发来了情绪，早把胆怯忘得一干二净。她的声调时高时低，时急时缓，一字字，一句句，犹如一颗颗炮弹在林彪集团中猛烈爆炸，又像一把把尖刀在林彪一伙的心窝中狠狠插入。大伙儿的情感完全随着她的发言的变化而变化，或愤怒或平和，或高昂或低沉……当小姜发言结束时，大伙儿似乎没有反应，仍然静静的，瞪起双眼望着她。

散会后，一伙人将小姜围了起来，说这说那的。

“你的嗓音真好听，跟电台播音员似的。”

“真没看出，你原来还是个才女，文章写得真棒！”

“我可没这两下，”小姜笑笑说，“稿子是覃老师写的。”

“小姜的发言不错，很有深度，颇具感染力。”赵副连长从旁边走过，顺便插了一句。

就在一旁的孙师傅没好气地说：“小姜哪能比你呢？你表演得够充分的了！”

“孙师傅，别价……”

赵副连长原以为自己的发言还不错，没想到孙大山竟然如此评价。他仔细想想，也许自己的表现偏激，一偏激就显得虚假了。但又一想，管他呢，表现偏激总比不表现好――牵扯不到划不清界限、立场不稳的问题。再说，即便偏激，表现的次数多了，大伙儿就见怪不怪，也就认可了。

小姜一炮打响，可给她带来了好运，而给覃月田却带来了麻烦。

厂广播站闻讯赶来聘请小姜当业余播音员。小姜早就想当个播音员，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机会一到，她自然不肯放过。从此，厂里的喇叭里便常响起小姜那悦耳的声音。

覃月田呢？可苦不堪言。班里、车间、厂子经常要他写个总结啊，批判稿啊，毛主席著作讲用稿啊什么的，简直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要知道覃月田写文章是有选择的，他认为值得写的文章，他乐意写，而且尽力写好；反之，不管什么人求他，也会遭到当面拒绝，因为他不写昧心文章。由于这样，他还得罪了某些头头脑脑呢。

“批林整风”运动一天紧似一天，人们积极投入运动的同时，也流露出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说林彪曾经立过许多战功，不能全都抹了；也有人说林彪不愧为一个军人，敢于铤而走险，置生死于不顾；甚至有个别人这样说，“林彪搞个政变也不成功，笨蛋！”

覃月田看来，林彪是立过许多战功，这是事实，谁也抹不了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抱有野心，一直扮演着“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角色，为文化大革命摇旗呐喊，火上添油，惟恐天下不乱，在这点上，林彪是有罪的，甚至罪该万死！至于“林彪搞个政变也不成功”这句话，覃月田认为虽然出自个别人之口，但很有代表性，反映出人们对文化大革命那种厌倦和反感的情绪。本来嘛，长年累月地斗来斗去，是斗不出物质财富来的。有多少人尽管节衣缩食，但到月底仍然手头拮据，甚至揭不开锅；有多少对新婚夫妇没有住房同家人挤在一起，一间斗室，二世同堂，三世同堂，是常见的事。这样，人们怎能不盼望文化大革命早日结束，尽快改变眼下的困难局面呢？

林彪事件发生后，人们满以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可是情况并非这样。不过，也见到一些令人欣慰的事情。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开始有了转机。

1972年1月2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是件不寻常的事。周恩来致悼词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了名誉。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指出，“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使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等，从关押、审查、批斗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共同发出一个心声：中国有救啦！中国人民有救啦！

然而，人们殷切的期望很快被党的十大的召开罩上了阴影。

林彪事件发生后，产生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例如，九大党章总纲中关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提法，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有七名已属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首脑和骨干受到审查，缺额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难以正常工作，等等。显然，这些问题不给予回答和解决，是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的。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十大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十大仍然坚持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不但没有把林彪事件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反而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并且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大会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一些受打击迫害、不是九届中央委员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这并没有从组织上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追随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1973年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四人。

造反派头头王洪文青云直上，当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阴谋家康生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就大大加强了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势力，为十大后全国继续动乱埋下了祸根。

人们面对这般现实，满怀的希望破灭了，剩下的只有异常的恼怒和无限的忧虑。

曾班长从来不当众发牢骚的，也发起牢骚来了：“看来文化大革命没个完，究竟还搞不搞生产？！”

“国家大事，肉食者谋之。”大学生曹亮接过话茬说，“小老百姓从来是听喝的，叫搞生产，你就搞生产，不叫搞生产，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呗。”

“那你不如家待着去！”

“你给我工资呀？”

覃月田见曾班长误会了，忙说：“小曹说的是句气话。其实他跟你一样，心里早就憋得慌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