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仙桥畔

谭朝富

第二十九章

1967年元旦过后的一天，郭泰老师读完《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对文章中提到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一句话，琢磨来琢磨去，就是搞不清“总攻击”指的什么。他见办公室里就他与覃月田两个人在，便问覃月田：“你对元旦社论里提到的‘总攻击’怎么理解？”

覃月田想了想，说：“从全文的内容看，‘总攻击’的实质，就是‘夺权’。”

郭泰忽然瞪大眼睛：“夺权？！你是说造反派们起来夺权？”

“是的。”覃月田解释说，“其实，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已经提出夺取领导权问题。《十六条》中又再次提出，要把走资派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有道理。”郭泰点点头说。接着，他哀叹道：“要真的那样，将永无宁日啦！”

覃月田见他凄惘的样子，很是同情。他知道像郭泰这样的人，无任何奢望，只求个安安心心地工作，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作为一个平民百姓，这无可非议。然而，树欲静，风不止啊！

朱仁至同样把“总攻击”理解为“夺权”。

朱仁至对《人民日报》每次发表的社论必读，并反复琢磨，从中发现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这次元旦社论自然不会放过。当“总攻击”三个字映入眼帘时，他觉得这很重要，但不甚理解。他结合社论内容和有关文件精神，反复地咀嚼、推敲，终于弄明白，原来指的是“夺权”啊！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生怕判断有误，又仔细斟酌一番。最后他十分自信断定：没错，就是“夺权”。他简直喜出望外，心里不停呼喊：造反派要掌权啦！有了权就有一切！早把那天晚上给他带来的皮肉之苦和事后的提心吊胆置诸脑后。

那天晚上朱仁至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不知他是怎样一瘸一拐回到宿舍的。一躺就是好几天，简直动弹不得。人们问他缘由，他说去郊外?弯不慎掉进沟里了。他受尽皮肉之苦，又担心雷宛钰告发他，令他惶惶不可终日。他想，事儿真的捅了出来，虽说没成，但有作案动机和行为，最起码也得定个强奸未遂罪。他害怕极了，连做梦都梦见保卫人员找他谈话，扭送他去公安局。纳闷的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平安无事，难道覃月田两口子就肯善罢甘休？不，绝不可能。又过了些日子，仍然平安无事。他想，也许没事了，虽然雷宛钰受欺辱，但自己也挨了顿饱揍，双方也就摆平了，再说真把事儿捅出去，对雷宛钰的脸面也无光彩。想是这么想，但他心里仍旧惴惴不安。他推断出造反派要起来夺权时，不禁欣喜若狂，早把这桩心事抛至九霄云外。但他很快又冷静下来。他清楚，在“权”的面前，谁也垂涎三尺，必须早做准备，到时候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决定，尽快找几个人拟定好“夺权”部署。

就在当天晚上，朱仁至找来汪虹和烽火战斗队的两个心腹，在一间小屋里密商有关“夺权”大事。

朱仁至扫了三人一眼，问：“元旦社论都看过了？"

三人点点头。

朱仁至摊开这天报纸念道，“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接着，他问：“你们对‘总攻击’，怎么理解？”

三人面面相觑，回答不上来。

朱仁至神秘地一笑，说：“把大家找来，就是为了商议此事。我认为‘总攻击’就是‘夺权’，号召革命造反派起来夺那‘一小撮’的权！”

三人吃了一惊。汪虹说：“此事非同寻常，你有什么依据？”

朱仁至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已经提出要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十六条》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撤换那些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汪虹兴奋地说：“造反派要走红啦！”

两位心腹惊喜地望着朱仁至：“你就布置任务吧！”

朱仁至见大家这欣喜劲儿，便说：“我们别只顾了高兴，必须尽快做好‘夺权’准备，不能眼看着到嘴边的肥肉叫别人叼走了。”他扫了每个人一眼，又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们思谋来思谋去，觉得烽火战斗队势单力薄，缺少威慑力和号召力，难以担此重任，不得不考虑由盟友――“革造”――来扛这面大旗。至于这面大旗怎么个扛法，他们也都作了周密部署。这岂不是为人作嫁吗？不过有一点他们深信不疑：只要“革造”掌了权，就少不了给他们好处。

临结束时，朱仁至再三强调：“此事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

第二天上午，朱仁至在电话里与“革造”头头宁卫国联系好，晚上七点去他总部有要事相商。

朱仁至与宁卫国的关系甚密，俩人虽同床异梦，但一直合作得很好。朱仁至须借“革造”之威而立足，宁卫国须用烽火战斗队的智谋而举步。两个造反组织已结成牢固的盟友。

朱仁至同汪虹准时去到“革造”总部。宁卫国与他五名左膀右臂早已恭候在此。大家一落座，十二道期待的目光一齐射向朱仁至和汪虹。朱仁至想，先看看对方的胆量，于是说：“叫你们去夺走资派的权，敢吗？”

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宁卫国想想说：“怕个?，只要上边有精神咱就干！”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朱仁至说，“精神嘛，早在《五・一六通知》、《十六》中就已经提到了。”他见大伙儿疑惑的样子，便问：“这次元旦社论看过吗？”

一个个摇摇头。

“元旦社论中提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朱仁至说，“这里的‘总攻击’，其实质就是‘夺权’。可以断定，一场夺权风暴即将来临，必须早做准备。”

宁卫国乐得心里直痒痒，忙问：“咋个准备？”

“这面大旗由你们来扛。”朱仁至说，“尽快与全大院观点一致的造反组织建立联盟，告诉他们做好夺权准备，随时待令。时机一到，先夺总厂的权，然后再夺各分厂的权。”

汪虹说：“这里强调两点：一、必须严格保密。此事只传至少数骨干，不到时机不得公开。二、严密监视对立面――红旗造反兵团――的新动向。要是他们先下了手，咱们就处于被动地位。”

宁卫国咬牙切齿地说：“‘红造’胆敢轻举妄动，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不几天，果然从报纸上见到上海“一月革命”的夺权报道。

朱仁至、宁卫国自然兴奋无比。宁卫国早已心急火燎，要立即调兵遣将采取行动。朱仁至却叫他沉住气，先看看中央对上海夺权的态度。

很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发出了贺电。电文中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显然，这种肯定和赞扬，大大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

朱仁至这才放下心来。他即刻派心腹告诉“革造”头头宁卫国：夺权时机已到。

至于夺权部署，他们早已策划就绪。

他们以批斗大会为夺权序幕。用他们的话说：先打掉走资派的威风。

这天上午，办公大楼前的院子里正举行着一场规模巨大、气氛激烈的“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场上挤得密密匝匝，黑压压一片，足有两千余人。会场前面撅着一溜儿大小“走资派”。总厂党委书记王策和总厂厂长雷震宇撅在行列当中，其左右两侧陪斗的有总厂工会主席、团委书记、科长和主任等十余人。

大会由“革造”头头宁卫国主持。

大会批判发言，总厂、分厂造反组织均有代表。

大会的口号和发言稿都事先经过朱仁至审定。

台上台下紧密配合。台上发言人一个个横眉怒目，声嘶力竭，上纲上线。台下口号声不时迭起，如暴风骤雨，如雷霆滚动，此起彼伏；那林副统帅首创的“四个伟大”――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更是响彻会场。

那一溜儿撅着屁股的“走资派”，只许他们规规矩矩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批斗一结束，游街即开始。以王策、雷震宇为首的“走资派”走在队列最前边，后面是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派队伍。一路上锣鼓喧天，围观者云集。这伙“走资派”的威风在宁卫国、朱仁至看来已经锐减。

谁也不曾料到，第二天上午，仍是原来的地点、原来的人，又举行一次批斗走资派大会。

这次大会与上次不同的是，会场周围五步一岗，会场气氛更紧张、更暴烈、更阴森，简直令人透不过气来。

大会开始，仍然是对“走资派”上纲上线地批斗。批斗正白热化时，宁卫国便登上台郑重宣读大会通令：“自即日起，罢免雷震宇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厂长职务，由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接管。王策继续交代反党罪行……”

口号声雷动，此起彼伏。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

雷震宇再也按捺不住火气，冲着麦克风高声喊道：“我不交权，对你们不放心！”

“押下去！”宁卫国大喝一声。即刻上来两个彪汉，连拉带搡地把雷震宇厂长押了下去。

会后，宁卫国、朱仁至他们立即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取代原联合总厂的领导机构。

就这样，雷震宇厂长手中的权闪电般被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夺去。

全大院立刻掀起轩然大波。

“又不是战争年代，夺哪门子权哪！”

“全乱了，生产没法儿搞啦！”

“造反派头头上台，我们一百个不放心！”

这一来，全厂上上下下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许多人头脑发胀，成天忙于搞批斗，搞派性，根本不工作，不生产。也有人图个逍遥自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即使人在单位，也是以聊天、闲逛、干私活打发日子。不过，也有相当部分人自觉坚守工作岗位，他们坚信这种混乱局面不会长久，迟早总会有人出来收拾的，其理由很简单：偌大个国家，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到时候一个个光着屁股喝西北风去。

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令人咋舌的刀光剑影的大搏斗。

前面已经提到，联合总厂最大的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红造”，一个是“革造”。两个造反组织一成立就针尖对麦芒――针锋相对。“革造”骂“红造”为“保皇派”，“红造”骂“革造”是“牛鬼蛇神大本营”。平时，两派常有磨擦，或在大会上，或以大字报，互相揭露，互相攻击，互相谩骂。这次夺权，“红造”事先还蒙在鼓里，当明白过来时，权早被“革造联合总部”夺走了。“红造”自然不肯善罢甘休，连续几次调集人马冲“抓革命捉生产指挥部”――进行反夺权，但都被以“革造”为首的对立面击退了。“红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也积极联合全厂同一观点的造反组织，与“革造”一伙决一雌雄。

这天傍晚，办公楼后边的广场上突然聚集一堆人在争吵着什么。围观的人们知道，这是“红造”与“革造”两派正针对夺权问题展开辩论。眨眼间，双方的人越聚越多，辩论也越发激烈，一个个脸红脖粗的。也许两派都在急速调集人马，不大工夫广场上人潮如涌，一片大混乱。渐渐地，双方都憋足了劲，剑拔弩张，由辩论到谩骂，由谩骂到大打出手，一场怵目惊心的武斗就这样眼看着爆发。瞧，那人潮呼啦啦涌向这，又呼啦啦涌向那。那拳脚声、棍棒声、哀号声、呼喊声、骂娘声……乱哄哄，汇成一片，令人惊愕失色。不知什么时候，一辆救护车鸣着哀笛穿梭在医院――广场之间。

覃月田、张帆也挤在围观的人群中。

这场武斗，覃月田、张帆并不感到震惊。时下京城派性膨胀，武斗成风。就在附近一带，他们耳闻目睹的大大小小武斗场面不知其数。他们还从厂子出差人员那儿获悉，外地的武斗搞得更邪乎，某些兵工厂把库里的枪炮也搬了出来搞武斗。这可是真枪实弹，其伤亡人数少得了吗？

是的，武斗中伤者固然不知其数，那冤魂又孰能屈指算清？

前不久，覃月田在邻近一家招待所门口见到一具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尸体。据招待所负责人说，这位红卫兵是从外地来京串联的，几天前他与他伙伴十几人住在该招待所里。就在昨天上午，他的伙伴全出门了，不知啥原因，就留下他一人在招待所里。不料，他们学校的一伙对立面也来到该招待所，突然发现了他。他见不妙，转身就跑进楼里。一伙对立面紧跟其后，穷追不舍。他跑进一楼，一伙对立面就追进一楼。他跑至二楼，一伙对立面就追至二楼。他跑至三楼，一伙对立面就追上三楼。可是已到顶层，再也无处跑了，他不得不停下来与他们硬拼。一气之下，一伙对立面硬将他举起从窗户扔了下去。他当即毙命。他的伙伴们回来一见全惊呆了，便赶紧给他家拍了个电报。死者的父亲刚刚赶来。覃月田凄然地瞅着死者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农民模样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他蹲在他儿子的尸体旁，脸色苍白，两眼呆滞地瞅着他的儿子。也许他不相信这是真的，是一场噩梦，然而这的的确确是活生生的现实。他没呼天抢地号哭，他的泪水早已枯竭。也许他在想，儿子为啥不好好在学校念书，而外出串联，搞派性，搞武斗，以致丧命于他乡？天哪！这是为什么？！也许他要起诉，要求有关部门严惩凶手，为他儿子讨还血债。然而，眼下他去哪儿起诉？又有谁能够受理他这起人命案？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覃月田想起这些往事，望着眼前武斗场面，满怀悲愤地对张帆说：“难道这就是反修防修，永保革命江山代代红？”

张帆哼了一声，说：“照此下去，非被开除球籍不可！”

张帆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覃月田清楚，当前国家正处在危难时期。党的各级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被“彻底砸烂”，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大批老干部被揪斗、关押、刑讯，许多人被打伤、打残，甚至含着冤屈离开人世。经济建设惨遭破坏，把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把加强企业管理说成是搞“管、卡、压”，把搞经济核算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关心群众生活说成是搞“物质刺激”，把引进技术设备说成是“崇洋媚外”，还说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自然也就上去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科学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许多科研单位停止工作，有些甚至被解散。大批有成就有贡献的专家、教授被错误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而遭受迫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文艺界更是“重灾区”，几乎所有建国后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美术等各种文艺作品和翻译的西方作品，全被说成是“封、资、修黑货”。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遭受诬陷、迫害、含冤逝去。整个文艺界陷于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凉境地。覃月田觉得张帆说得极对，照此乱下去，国家怎能繁荣昌盛？落后就得挨打的呀！他多么希望不再乱下去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突然想起“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句话，于是说：“你相信天下大乱真的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吗？”

张帆冷冷一笑，说：“有了‘大乱’，必然出现‘大治’，这是客观规律。不过大治者并非当今领导层，而是后来人。等着瞧，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

覃月田说：“对极了，总会有那么一天的。”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喊声：“打，打他狗娘养的！”只见一帮人在追打朱仁至。朱仁至也在扯开嗓子嚷着什么。刹那间，一伙彪形大汉立在朱仁至身旁，摆出一副格斗架势，冲着那帮人骂道：“有种的，动手哇！”

“嗬，朱仁至的保镖真不少！”张帆远远望着朱仁至的身影说，“这次夺权他给‘革造’没少出了馊点子。”

覃月田说：“一个跳梁小丑，总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捞取点什么。怕只怕，到头来落个身败名裂可耻下场。”

他俩不知围观了多长时间，便愤然离去。他们走出厂门口，忽见那辆来回穿梭的救护车一路鸣叫直向厂里驶去。

跟着，就是各分厂先后夺权。自然两派冲突时有发生。

整个大院上上下下被派性搅得翻江倒海，全开锅了。

直到人民解放军进厂支左后，两大派的派性斗争才有所收敛。

人民解放军起初是奉命支持全国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后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陆续给军队增加了新的任务：为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实行军训，协同地方管理工农业生产，对国务院某些部、委实行军事管制。上述任务统称为“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人民解放军历来在全国各族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又加以当时中央正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人民解放军，这样人民解放军就更受到广大群众的尊重。解放军一进厂就受到职工欢迎，大家反映说，解放军来了就有主心骨了，厂子就该消停了，就该正常生产了。两派造反组织相互争取解放军的支持。“革造”头头在解放军跟前攻击“红造”说：“‘红造’是铁杆保皇派，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你们可不能支持错了呀！”“红造”头头又在解放军跟前攻击“革造”说：“‘革造’是牛鬼蛇神大本营，造反动机不纯，你们可要警惕呀！”其实两派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虽有某些具体分歧，但并无性质上的根本差别，这叫解放军支持谁不支持谁呢？解放军只能采取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的态度――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

解放军进厂后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而，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早已势不两立，打得不可开交，要联合谈何容易。但经过军代表一再做工作，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在上交队旗那天，“革造“头头宁卫国还紧紧抱着队旗哭了一鼻子呢。

不久，总厂革命委员会诞生。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即革命群众代表、革命干部代表、解放军代表三结合），由原总厂厂长雷震宇担任主任委员，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均有代表结合在内。随后各分厂也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全国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首先起来夺权的是山西省，接着是山东省，第三是贵州省，第四是黑龙江省，并不同夺权顺序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直至“全国山河一片红”。

总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朱仁至感到十分沮丧。他觉得自己处处冲在前面，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再说，“革造”哪次行动不渗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可是到头来一场空――没跻身于革命委员会。他也明白，这不怨别人，只因自己所在的烽火战斗队势单力薄，不被人看重，命该如此。再有，将雷震宇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并任主任委员，令他极为反感。这样一来以往对他的批斗白费苦心不说，岂不是全给否定了吗？这也太便宜了覃月田、雷宛钰，他不愿见到他们日子好过了。不过，有一点还是令他满心喜悦的。这次革委会结合的革命群众代表“革造”为最多，宁卫国及其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全给结合进去了。朝中有人好做官，今后遇有提拔什么的，他们是不会忘了他的。因而他暗暗宽慰自己：好好干吧，前程似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