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老公问我为什么半夜哭叫，我自己毫无感觉。但我知道为什么。

以前听到朋友们说中学同学有了微信群，有了聚会。我想，我们初二六班不会有，因为我们有过欺凌有过不公。

现在我们真的有了微信群真的有了聚会，我无限感恩-随着时间的磨练，一切皆为可能。

同时我的内疚和悔恨从结了疳长了疤铺了新肉的底处痛楚起来。

我们可爱的同学们选择了忘记选择了宽恕，在步入老年的时候，又回到初二六班这个群体。

但是我没有忘记，我不能宽恕自己，在步入老年的时候，装作若无其事。

一个声音从胸口要爆发出来，两行眼泪禁不住流将出来，我不是做作，我是真的要忏悔，要请求饶恕，我的初二六班同学们。

（和高中以为忘记姓名的男老师。

1966年我刚过14岁生日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隔壁邻居的妈妈来找我，说她那精神病的女儿是被一位男老师害的，希望我揭发。

我照做了，没有调查，没有思考，把精神病女儿的惨状与老师的行为想象地连接起来，把大字报贴到了墙上。

后来这位老师头上顶着墨水，大声辩解：我没有对她做过任何坏事呀!学生们对他的否认非常气愤，动手打他，墨水流了他一脸。

我吓得夺路而逃。两年后，高中同学来找我这个始作俑者：是女学生暗恋老师。）

那年我们教室门口贴上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标语，一批无辜的同学被贴上了标签，原先平等的同学们被分成两个阶层。一批可以对另一批嘲笑，发号施令，甚至批斗，也就是现今所说的“学校欺凌”。

我已经忘记我对同学们说过什么“欺凌”的话语，但我记得我是戴着红袖章在“允许欺凌别人”的这批人中间的。

在此，我要为自己的愚昧和错误向当年受到欺凌的男女同学们道歉，请求宽恕。

最令我难过和羞愧的是毕业分配时的表现。

当时有个奇怪的“规程”，凡是表态愿意去农村的，就是态度端正，就有希望留在上海进入工况企业。说实话想留在上海的，就是态度不对。

我贴了决心书去东北，最初的表态是发自内心的，想象中坐火车到满是高粱大豆的农村是多么浪漫的生活。

回家兴高采烈地对大人说了，结果被大骂一顿。

第二次表态去东北是违背自己真实想法的，也就是说了假话。

班里有两个人要求留在上海。其中一个是我当时的好友。

工宣队领导小组的做法是，让同学们自己评定，对别人评定。

在被人点名表态的情况下，我对好友的评定是去农村。

这就是人性的原罪，在自私本能的驱动下，我背叛了友谊，背叛事实，做了假见证。

但我忘记了有没有对其他人评定。

在那个年代，虽然活下去是一种本能，虽然说假话也成了一种必须，虽然年幼无知也可以是一个理由。但是近五十年来，我一直背着这个Sin的包袱，Sin就是人的原罪，也是除了法规可以审判的罪行，或者说属于道德法庭审判的罪。

之所以会说这些，昨天看了一个帖子，巴金老了的时候深刻悔悟，对自己曾经的假话和做过的违背良心的事感到恶心。

生活就是充满遗憾和悔恨的历程，我们比巴金幸运，还有时间，虽然不多。享受平静的晚年向前看，不意味着不反省自己的过去。面对残缺的过去，只有彻底认清自己的Sin，承认自己的Sin，向当事人道歉，请求宽恕。

说声对不起是太轻描淡写了，但是我还是要深深鞠躬：对不起了，初二六班的同学们，请求你们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