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台空着——读《少年凯歌》

　　对于“文革”，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声讨之后，那个审判台就空了，观众也走开了。之后，陆续有人走上去，对着空空的四周，开始诚实忏悔。先是巴金，后有季羡林，现在，又走来了“少年”陈凯歌。

　　巴金的“忏悔录”是“文革”之后最早面对自我的实话实说，曾引起社会很大震动。但人们为他的诚实感动之后，却没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勇敢走上前去。所以，巴金的“自白”多少显得有些寂寞和离群，似乎专门为了展示似的，在祭台上摆放了很久，直到说的人渐渐不说了。

　　许多年之后，北大教授季羡林写了一本《牛棚日记》，翻检痛处，居然酿得一丝苦味笑靥，无奈中有人性温情，痛楚里是良心颤动，又引起不大不小的震动，但震动的余波很快散去了，像水面的波纹，带着些美丽颤音，在小小的湾里。

　　人们似乎很健忘。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大多还健在，愈到老年，良心会经常翻腾起一些旧账，也会私底下做些低低地忏悔，求得良心安宁；但勇敢站出来，在众人瞩目之下，则无疑于脱光了衣服，怕少有人有这样的胆量。

　　姜文曾执导过一部电影，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写的是一群看客似的孩子，他们应该出生在60年代。那时，他们眼中的社会就像一出大戏，等到他们真正看懂的时候，那场大戏已经落幕了；而看客眼中的“阳光灿烂”都很可能就是当事者的“乌云压顶”。

      与看客们不同，1952年出生的陈凯歌文革开始时已经13岁了，他是一边阅读着世界一边长大的。在他毅然绝然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他经过审查抄家考验之后，他所向往的那个集体仍然没有接纳他。而被驱出集体恐惧笼罩着的又何止他一个！连老舍、傅雷这样的名人也未能幸免。他们最终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绝望而又自尊清高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生前的体面。

      在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被驱出集体。去云南插队在少年陈凯歌看来，无疑是一次重归集体的新生和光荣，所以，他毫不犹豫、如释重负地去了。走的时候还带去“十袋特大号牙膏”，为的是永远不再回来，因为“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远离了“集体”的云南山水却真真切切粗糙了他的双手，抚慰了他的心灵。而他所向往、追随的那个“集体”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思索与追问常常让他难以安眠。面对自己，面对以毁灭人性为代价的那个“集体”，他觉得自己需要忏悔，因为他曾不顾一切追随过，尽管他一再被驱逐。现在，他主动走上了那空空的审判台，真诚交出了自己的“自供书”。

　　这样做，他是出于一种真正自觉。因为，他觉得“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这场‘革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他甚至发出这样的警世之语：“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今天，来追索谁是真正无辜者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意识到并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意识到责任是一种成熟，敢于承担责任则是一种美。

　　一个时代结束了，又在延续着，这其中不断有觉醒者站起来捅开那层薄薄窗户纸，透出一点真实。这条路上走的人越多，人与人之间就会弥漫出更多的真诚和信任，就会有更多的人拆除自己内心篱墙，来到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