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吧，为民主自由奋斗一生的胡绩伟先生！

孙旭培

       前天有两个学生几乎同时来电告诉我：胡绩伟先生走了！我虽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仍不免掠过一阵震撼。庆幸的是，这位自嘲“老时醒，醒时老”的民主自由的斗士，清醒地离开了人世！

      我与胡绩伟先生相识相知三十年了。1982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赴安徽凤阳农村考察，我作为人民日报驻安徽的记者，得知后立即赶去看望。胡绩伟慈眉善目的长相，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容易接近。他给我出了两个题目，我撰写了两篇有关滁县地区农村的报道，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回忆往事，值得一写的不少，这里只回忆我与胡绩伟先生共同经历过的三件事，可以说都是苦乐参半。

提出人民性而挨批挨整

      其实，我认识胡绩伟先生是在1982年之前，我在读新闻研究生时就听过他讲课。“文革”以后，胡绩伟领导的《人民日报》，充当拨乱反正的先锋，广受国人欢迎，发行量达到600万份，创历史最高纪录。他在不少场合，包括给我们讲课时，总结现实的和历史的正反经验，提出报纸既要坚持党性，还要坚持人民性的问题。没想到，就因为这方面的言论、文章，他与胡乔木发生冲突。胡乔木这位在中共党报史上最早提出人民性的人，可能忘记了历史，他告到胡耀邦那里，批评胡绩伟把人民性引进新闻领域的错误，后来招致邓小平的批评，从此胡绩伟挨批挨整不断。

      八十年代中期，我开始担任新闻所副所长，从他那里拿来不少关于党性人民性问题的资料。我想认真地看一看，理出一条思路来。这一看，就花费了好几天时间，写出了《党性人民性问题的研究提纲》。我还把自己写的研究提纲专门送给胡绩伟看，希望能供他参考。我认为，党性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而这个阶级性来自于人民性。我用打比方的方法来描述，虽然党性高于人民性，但就像是塔顶（党性）离不开塔身（阶级性），塔身离不开人民性这个塔基。虽然从纯理论的角度分析，党性比人民性规定得更纯，品质更高。但从价值判断讲，人民性比党性更高、更重要。因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邓小平语），党的主张和政策（党性的体现）必须服从于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人民性的体现）。

      可是，一个月后，我就奉命参加一个由上面交给新闻所的、名为《党报和党委的关系》的研究课题。在当时形势下出这个题目的用意，实际上就是要求肯定党性、批评提出人民性的做法。如果这样，就有悖于自己对党性与人民性问题的认识。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就在刚完成的那篇《党性人民性问题的研究提纲》中，自己是维护人民性的。当天傍晚，我在家中，苦苦思索着该怎么办。自己的毕业论文《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危机还没有解除，现在又陷入这个两难处境，忽觉悲从中来，独自一人喝起了闷酒。俗话说，用酒浇愁愁更愁，我不由得流泪了。我终于下决心，说服课题负责人、所领导戴邦老师，不去触及敏感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

      九十年代初，胡绩伟已赋闲在家。有一次我去拜访他，对他说：“你为党性人民性的问题，被人告到胡耀邦那里。受了很大的委屈和损失。现在你从人大下来，究其原因，与党性人民性问题还是有些关系。你一方面讲人民伟大，一方面又反复声明你没有讲过人民性高于党性；过去，有人用这个问题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你无法去辩说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老不说清楚，这样将来的年轻人就无法理解你。我认为，你的悲剧就在于理论不彻底。”我的“一番坦诚相告，让胡绩伟深有感触，他说了4个字：‘我要彻底。’”在退下来的岁月里，他撰写了很多文章，并对过去的文章、讲话作了修改、整理，由他的夫人狄沙编辑成多本书稿。党性人民性问题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不过，他的观点已经由“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发展为“人民高于党，人民性高于党性”。他阐明：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党报的党性如果违背了人民性，就会遭到人民的唾弃。（见王英：《新闻自由冻土带的播火者——孙旭培传》，大世界出版公司，2011年）

致力新闻立法却有花无果

      胡绩伟在离开人民日报以后，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副主任。自1984年起，他全心全意投入新闻立法工作。一开始，他就要我去他那里，一起搞新闻立法。我不愿意离开科研单位，就没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由教科文卫委员会与新闻研究所一起，合办了一个新闻法研究室，由我负责具体工作。他带着我们去全国一些城市召开新闻立法座谈会，许多与会者抱怨新闻工作难做，但对新闻怎么立法很难提出中肯的意见。在深圳，胡绩伟把香港的左、中、右派报纸的部分报人请来，请这些来自新闻法治地区的报人，谈对大陆新闻立法的建议。

      胡绩伟还给我出个题目“新闻法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保护法”，让我写文章。我就照办了，写出14000字的长文，发在新闻法室办的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上，马达总编辑看到后，让我压缩成7500字，发表在1986年8月的《文汇报》上。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从正面意义上谈新闻自由和民办报纸，引起海内外关注，多家报纸加以报道，还有两家英文刊物译载了。6年前我从胡绩伟的文集中才发现，原来他自己也写过同样题目的文章。可见，他搞新闻立法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保障新闻自由。

      1985年，我带着两个研究生，起草了一个新闻法草案，他组织全室的人多次讨论，直到胡乔木决定把新闻法起草权转移到新闻出版暑以后，还在进行这样的讨论。新闻法没能在胡绩伟在世时出台，这是他经常跟我谈起的遗憾的话题。我只是安慰他，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

新闻学会联合会至今未能恢复

      由于胡绩伟担任会长的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挂靠在新闻所，新闻所在八十年代发挥了全国新闻学研究中心的作用。八九政治风波以后，情况大变，各种团体都要重新登记，唯独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没有得到重新登记。我作为当时的所长，终于搞明白，只要胡绩伟继续当会长，这个学会就很难取得登记的资格。1990年7月社科院党委书记郁文指示，为学会的事，新闻所要约胡绩伟谈一谈。于是，我与钱辛波副会长一起驱车去接胡绩伟，他到场后一听，明白了个中原由，立即表态说：“我可以不当会长，但学会一定要登记。”他还应上面的要求，就此写了一份书面文件，并在上面签了字。可是后来，社科院科研局来了文件，要基金会停止活动，把公章交到院里。学会的事因此也就完了。因为基金会停了，就再没有资金来源支持新闻学会开展活动了。尽管温济泽后来为恢复基金会的事情，找我商量了一些办法，但都未能奏效。

     时间飞快，转眼到了2006年，胡老已经90岁了。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他已经由香港的出版社出了11本书（其中4本自传、7本专题文集）。老伴狄沙说，胡老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之一，列入赠书者名单。我听后，很是感动。我认为胡老仅靠退休金过日子，还要花很多钱出书，太不容易。决意付费。

      这时的胡绩伟还老是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梦想着能恢复新闻学基金会的活动。有一次，胡的老伴打电话给我说：“胡老让你来一趟，要对你作些遗嘱性的交代。”我一听，立即赶过去了。原来胡老刚刚生过一场大病，血压最高时达到215，我从没听说血压会有这么高的，心中不免为他担心。谁知，胡老还念念不忘学会的事，对我说：“如果形势好转，新闻学会就可以开始活动。”接着他讲了自己对形势的乐观判断。我听了，对胡老苦笑着说：“我已退休，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接着，胡老历数了一些副会长，说：“他们都老了，只有你还可以做些联系工作。”望着年迈，心怀歉疚仍痴心不改的胡老，我的心里不是个滋味，不知说什么才好。

      直到今天，新闻学会还没办法恢复活动。一个偌大的中国，竟然因为一个人的事（况且这个人已经书面表态不再担任会长）,就不允许恢复新闻业者和学者自己的学会和基金会，这让人看起来是匪夷所思。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实际上，是有关方面根本不想让新闻学会恢复活动，可能是为了不让新闻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那些东西得到更大程度的扩散。因此，胡老，你并不需要内疚。

       胡老，以上是你晚年所努力做的三件事，虽然都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你至少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你为中国新闻界和新闻学界做的事够多了，你为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做的贡献够大了。你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理想，我相信都会实现的。安息吧！

                                                    2012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