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作证

徐怀谦

      死是一个沉重的字眼，然而在中国，在很多情况下，不死不足以引起社会重视，不死不足以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较近的例子，南丹矿井透水案，如果不是死亡81人，这盖子可能永远不会被人揭开；山西、山东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如果不是短短九天时间内死亡105人，7 人下落不明，也不会那么快地关闭小煤矿。

　　据官方提供的数字，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都近万人，我国每百万吨煤死亡率比俄罗斯高11倍，比印度高15倍，比美国高182倍。我原以为，高死亡率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所决定的，可是印度不也同为发展中国家么？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比较方法。有报道称， 2001年头十一个月，中国煤矿死亡人数近4700人，全年死亡人数肯定将少于去年官方公布的5300人。其中的快意能不令人寒心么？

　　经济学上讲，规模出效益。老百姓的死也只有成规模以后，才能引起社会各方面重视，促进事情的妥善解决。像宁夏吴忠市12岁女中学生王萍因躲避副市长的考察车队坠落桥下溺水而死，又是获赔又是将官员撤职的例子只是个例，是王萍“运气好”，更多的零零星星的百姓之死，大都湮没无闻了。手头有两个例子：

　　其一，我在基层挂职时，有个县委书记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前些年夏粮征收期间，个别农户缴不出那么多公粮，逼急了，有个别老农当着乡里、村里干部的面，喝农药或上吊而死。县里怕事情闹大，往往赔个六七万了事。又到一年夏粮征收时，就有这么个农村老汉，对他的儿子说：“孩啊，眼看又快到夏粮征收了，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值几个钱了。这样吧，乡里、村里来咱家催缴公粮的时候，我就喝农药药死，你抬着我的尸身到乡里去闹，兴许也能赔个六七万，你也能盖趟新房，娶上媳妇了，也算了了我后半辈子的心事。”县委书记说到这里，哈哈一乐，说：“你看现在的农民有多刁！”接下来，他不无自豪地讲起他的英明决策：“我上任以后，为坚决刹住这股歪风，明确了‘喝药给瓶，上吊给绳’的方针，爱怎么闹怎么闹，一分钱也不赔！”

　　这位县委书记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民为了点公粮，会心甘情愿地把命搭上？是真的为了几个钱，还是不合理负担在做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值六七万到不值一分钱，农民的命是越来越贱了。

　　其二，有家杂志社的一位资深女记者日前给我讲的一段采访见闻，同样令人震惊：在一座女子监狱中关押着一些死刑犯，她们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当她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单位、向组织、向法院申诉她们的悲惨经历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她们。最后当她们忍无可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亲手杀死了她们的“牲畜”丈夫的时候，一直对她们表示冷漠的法律在这时，只有在这时，才道貌岸然地站出来，把她们一个个定成了死刑犯。

　　“未知死，焉知生？”还是西方人说得有道理。从上述妇女、儿童、农民等弱势群体对死的选择和态度中，我们看到的不正是生之艰涩么？这么简单的命题，难道还需要像数学定理那样反复求证吗？

　　原载《杂文月刊》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