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一年了。这是一部曾被许多公民寄予厚望的行政法规，一年多来，它得到最多的一句评价就是，“有进步，但很不够。”
　　
　　但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调查的对象，把网络民意调查改为行政体系内的“官意调查”，估计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比如曾有媒体在“两会”上对官员代表们作了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的官员反对官员财产申报；今年“两会”期间，还有某省的政协主席就“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反问记者，“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
　　
　　在政府信息公开上，“官意”与民意的某些断裂，是造成“条例”实施效果不如期望的根源。要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更主动、更全面、更顺应民意，就必须追问：为何“官意”会与民意相左。要求“利为民所谋”，但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于贪渎之路上络绎不绝的腐败官员就是明证。若是问问陈良宇、杜世成、何闽旭等，他们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或官员财产公开的态度，一定是“不公开”。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信息公开法”至今不能出台，“官员财产申报法”论证了20年，仍然没有写入立法规划。法律当为多数民意的体现，现实是民意高度认同“政府信息公开法”等阳光法案，却又无法凝聚成法。其原因正在于：立法机关中官员代表比例仍然很高，这决定了立法选择时对信息公开的障碍。要切实推动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就必须从校正官民代表比例开始。
　　
　　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人大代表则是人大的组织细胞，代表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人大职能的发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级人大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员代表多，普通公众代表少的结构性失衡。官员代表过多，拉大了代表与被代表的公民之间的距离。
　　
　　以“阳光法案”为例，由于官员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存在或多或少冲突，一些官员代表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坚定地反对政府信息公开，其实质原因就在于利益，而并不在时机。想想看，若是“三公”消费都公开了，许多官员们的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还会这么方便吗？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遭受的“肠梗阻”，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步履艰难，再度证实了官员代表确实无法“自己监督自己”。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逐渐减少官员代表，完善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这也是改良人大代表结构，完善人大制度的必然趋势。若民意能够决定人大代表，民意才能通过人大代表成为法律文本。于公众而言，助推政府信息公开的努力不独包括运用现有的“条例”去监督政府，更应包括慎重对待自己的那一张选票，推动和完善更高位阶的立法。
　　
　　广州市人大主任等官员表示，很有必要调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兼职比例。目前的代表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党员、官员代表比例偏高，农民、工人和外来人口的利益缺少真正的代言人。值得提及的是，降低官员代表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施行，希望这种趋势可以在全国推广，为政府信息公开增加动力。（原题：为什么政府信息公开效果不如期望） (本文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