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制冰厂在梧槽河旁设立厂房，横跨河流的桥梁因此被称为结霜桥，这个俗称因桥梁尚在而流传至今。曾是船只不停穿梭的繁忙河道，运载黄梨罐头到码头等候出国，随着工厂被拆除，黄梨生产重镇的事迹就随风而去，这里重新拼凑陈嘉庚和张永福在此的一段事迹。

梧槽河边黄梨厂

19世纪末，甘蜜行业逐渐没落，黄梨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种植园纷纷改种黄梨。随着罐头保存食品技术的出现，黄梨罐头在欧洲受到欢迎，本地主要河流也出现数十间黄梨加工厂。梧槽河具有通船优势，距离市区不远，两岸就出现多家黄梨加工厂。刘金榜的万山号位于现新柔巴士终站，他在海峡殖民地拥有最大规模的黄梨厂，与他遥遥相对的就是日新号。

日新号由潮商陈亚四和陈杞柏合创，资金1万2千，陈杞柏出资5千，陈亚四出资7千，公司由陈亚四管理。据1905年1月3日《海峡时报》的通告，陈杞柏于1904年10月退出位于双溪路73号的陈日新号，其股权转让给陈嘉庚，此后易名为日新号。陈嘉庚在1908年所提呈的一份建筑修改蓝图，黄梨厂介于双溪路和惹兰勿刹之间，位于森林大厦旁边的停车场，蓝图上的签名为陈加记。

陈杞柏早年南来，创办顺安米行，并陆续开设碾米厂、铁店、种植黄梨与加工厂，以及大量投资地产，建立其商业王国。因晚年商行所托非人，多家商行因亏损陆续关闭，最后竟资不抵债。黄梨厂成为陈嘉庚翻身的最后生命线，在众人辅助下，奠定往后商业王国的基石。

陈嘉庚黄梨起家

陈嘉庚在《南桥回忆录》提及，他在曾厝港设立新利川黄梨厂。这黄梨园的业主原是陈杞柏，在面临经济危机时转卖给陈文学。他是陈嘉庚的堂兄，和陈金秧共同经营竹安号，《陈嘉庚研究文集》指出陈文学父亲缨忠，和杞柏等兄弟先后到新加坡谋生。

陈嘉庚当时才三十出头，虽然曾在顺安米行任职，但却不知如何经营黄梨厂。直到亲自打理，才知道这行业工作流程繁琐，极需专才管理。这时陈亚四逝世，陈嘉庚决定接管日新号，并聘请叶玉桑为黄梨厂经理。叶玉桑，字雪亭，最初在陈泰合春号担任文书，隔年升任经理。陈泰在义顺合春格有一黄梨园，在克拉码头的工厂生产皇宫和松鼠牌黄梨罐头，叶玉桑担任此职七年，对黄梨生产运作非常熟悉。收割的第一季，新利川净利9千余，日新号3万，黄梨罐头在陈嘉庚面对困境时带来第一桶金。

尽管欧洲对黄梨罐头需求殷切，但洋行和华商所定下的采购合约，如无法在期限内完成生产或不符要求，必须对洋行赔偿，因此华商不太愿意和洋行交易。陈嘉庚大反其道，他和叶玉桑每天早上到洋行询问，可有接到采购黄梨罐头的电报，不论数量大小，他都乐意提供。他们严格监督生产，每天都到厂房巡视，日新号终于打出名堂，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就指出，日新号在出口欧洲的黄梨罐头中占了七成。

在叶玉桑鼎力辅助下，陈嘉庚黄梨厂获得巨大利润，还清父债并东山再起，陆续收复陈杞柏的商行。叶玉桑成为陈嘉庚的合伙人，但陈嘉庚后来决定退出黄梨行业，叶玉桑招揽陈水蚌、张两端和杨六使入股，新公司在芽笼和柔佛各设厂房，结霜桥旁的黄梨厂也就人去楼空。

人民树胶制造厂

张永福祖籍饶平，字祝华，在树胶的黄金年代开辟种植园，但他发现树胶制成品的利润更高，因此有意设立生产工厂。他向欧美商人求助，但没人愿意传授生产技术，最后在日本朋友协助下取得生产技术，并在日本购置树胶鞋的制造机器。当时所需的资金庞大，因此他将空置的晚晴园出售。

陈嘉庚的日新黄梨厂辗转落在张永福手中，他在1917年提呈蓝图将建筑改为树胶厂，并在1920年以锚标为注册商标。早期水路是主要运输模式，建筑都是面向河流，步入20世纪，道路系统逐渐完善就开始出现变化，人民树胶制造厂改用惹兰勿刹32号为正门。张永福在桥北路119号五层楼高的大楼落成后，成为平民鞋厂的销售总行，继而在大坡大马路（即桥南路）214号和皇家山下（里峇峇厘路）19号设立第二和第三分行，成为陈嘉庚钟标鞋厂的强烈竞争者。

张永福是新加坡同盟会支部会长，同盟会在革命成功后改组为国民党，随着袁世凯解散中国国民党，本地支部转为地下组织。1929年7月，本地国民党公开支持中国抵抗苏联的入侵，这引发深层危机，殖民部决定派香港总督金文泰来镇压国民党。

1930年2月5日，金文泰抵达新加坡出任总督，他立即传召国民党执委会，指国民党在海峡是非法组织，下令即刻解散。因张永福拒绝签字，执委会最后以个人名誉提呈解散国民党文件。当时郑螺生和方之桢被驱逐出境，张永福为本土出生华人，殖民地无权将他驱逐，但他却选择自我流放。1930年3月19日，他将惹兰勿刹的人民树胶制造厂出售，桥北路平民鞋厂也卖给霸打公司，之后起程北上中国。

无语结霜桥

梧槽河两岸景貌百年来起着急速的变化，当代建筑拆了重建，建了又再拆，结霜桥见证百年来历史的变迁。当年的陈嘉庚和张永福都曾在桥上留下足迹，然而一段段的尘封轶事却在潮来潮往中流失。

咖啡山文史研究

作者：林志强

2020年5月12日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