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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女并非妓女浅谈余秋雨对新加坡日本人墓地的误解

已有 7410 次阅读2014-5-18 08:10 | 新加坡, 余秋雨, 日本, 墓地分享到微信

余秋雨描写新加坡日本人墓地的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让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知晓了这个原本连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然而余秋雨在文中把墓碑上的“信女”当成了妓女，这是一个误解。这个因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因为广泛流传而被人们接受。

林志强／文及摄影（本地文史工作者／武吉布朗学会中文导览）

■          缘起 “这些信女都是妓女吗？” 面簿传来一则信息，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复。墓地游这股热潮近几年静悄悄冒起，新加坡武吉布朗5000坟墓让路给八车道的消息传遍世界，因此受到各地坟墓探索者的关注，纷纷赶在拆除之前参观这百年坟场。香港的邹颂华和林康琪也先后到来，她们同时也去了克兰芝坟场和日本人坟场。克兰芝战亡战士公墓因安葬海外二战战士而受到重视，日本人墓地却因电影《望乡》以及余秋雨散文《这里真安静》所带动，使世界各地华人读者都知晓了这个连很多新加坡人也不知道的地方。恰好与她们一起走访了武吉布朗与日本人墓地。康琪回到香港之后发来信息，说她看到墓碑背后镌刻的信女的俗名，因此对余秋雨认为信女就是妓女的说法存疑。

日本人墓地其实去过好几次，但没有认真去探索，经此一问，隔天到日本人墓地再次探查，基于妓女并不曾掩盖自己的身份，某些信女其实来自显赫家族，余秋雨的说法与历史的时间线不吻合，因此认同康琪的看法。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不过一直没付诸行动，某次中文导览活动之后，无意间和一些朋友提起日本人墓地，决定重新探索，期间也向日籍“布朗人”齐藤梨津子（Ritsuko Saito）请教了一些生涩的词汇与民俗。

■ 本地的日本人墓地日本人在新加坡的足迹可以追溯到山本吉音，他1862年来此经商，1864年，松田（Uta Matsuda）跟随华人丈夫来新加坡，1868年则有加藤（Toyo Kato）小姐，1877年在马来街已有两家妓院与14名娼妓。孤身只影的日本人开始携手前进，此后日本南部少女纷纷漂洋过海到南洋，这股浪潮持续了数十年。

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地最初是为妓女而设，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惊觉日本人竟然和动物遗骨同葬一处，因此于1888年与涩谷吟今和中川菊三联名请愿开辟日本人墓地，殖民地政府在1891年6月21日批准位于杨厝港泉和道地段成为坟场，这是海外最大的日本人坟场。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一代人光景就成为军事强国。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也不能幸免，在1942年2月15日沦陷，直到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才重见曙光。墓园内有不少军人的坟墓，这些军人多数是在进攻新加坡和守卫“昭南岛”时阵亡，还有投降后去世或被处死的。另外一些是明治年代，日本进行远洋军训期间因故身亡而埋葬于此。

其时日本也推行殖产兴业，商人纷纷到国外设立商行，大小企业如银行、船运、医院、牙医和照相馆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禁娼之后，本地的日本居民以商人为主，他们也成立了日本人商会与学校，还开辟高尔夫球场。开山和尚楳仙在墓园内设立西有寺之后，寺院随着日本人涌入而纷纷冒起，有威基路的妙法寺、勿拉士峇沙路的永平寺、客台的天理教、金光教，实利基路的日本福音教会，梅森所创办的日本基督教会，汤申路大神宫、肃街的日莲正宗、丹戎巴葛码头的水愿寺；巴耶利峇和淡滨尼也有日本庙宇、宗教场所十余处。除了楳仙和尚之外，天理教教主板仓夕力也长眠于此，当然也有不少其他教徒。

从妓女到军人之间的年代，商人与宗教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余秋雨却选择孤零零的文人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原名长谷川辰之助，系日本作家兼《朝日新闻》记者，1908年被派往俄国圣彼得堡，因得肺病乘贺茂丸号回国，1909年5月10日死于归国途中，他的遗体在新加坡巴西班让火化，骨灰则运回东京丰岛染井墓地埋葬，日本侨民古藤、富房以及掘切于1929年7月4日为其建立纪念碑，并由西村竹四郎医生题字。余秋雨的《这里真安静》就是由对妓女、军人与文人墓地的描写交织而成的文章。

■ 解读日本信女从汉字的意思来解释，信女是信奉佛教而未出家为尼的妇女，皈依持戒就会被授予戒名。日本信女则是死后僧侣所赐的戒名（Kaimyo），这种习俗宛如华人的谥号，是葬仪的一部分，在江户时代已经开始。

天主教于1549年在鹿儿岛成立教会，最初被视为佛教的新派别，称为南蛮宗、伴天连或吉利支丹。丰臣秀吉在九州看到基督教的活动情况，认为违背日本的纲常伦理，天正15年（1587年）下达《伴天连追放令》，即驱逐外国传教士，但禁令没有实际作用。庆长18年（1613年）再度颁布《伴天连追放令》，这次基督教徒受到严重迫害，随后幕府授权寺院检查居民是否为教徒，遂形成檀家制度。

檀家（Danka）为布施者，政策规定所有人必须加入寺院布施，以换取非基督教徒的证明，居民不论结婚工作或外出旅行都需要到寺院申请证件，而寺院无形中成为户籍中心。这类寺庙称为檀那寺或菩提寺，背后通常附带坟场，家里有人去世必须请僧侣做法事，他们会验证逝者并授予檀徒戒名，葬礼则逐渐成为僧侣的“商品”。

尽管明治年代立神道为国教，这种死后请僧侣念经取戒名的习俗至今在日本依然可见。戒名分成四个等级：信士或信女、居士或大姉（女居士）、院信士或信女，及院居士或大姉，目前的市价，信女之戒名需要30至50万円，院居士则超过100万円。

在墓园内，拥有信士信女等称号的坟墓都非常精致，某些赐有院名居士的坟墓更是豪华，这说明了他们是比较宽裕的一群。

■ 从游女到南洋姐古代日本妓女称为游女，妓院林立的红灯区称为游廓，游廓在丰臣秀吉的时代开始设置。大阪新町、京都岛原和1612年成立的江户吉原，并称为江户时代的三大游廓。在日本的锁国政策下，长崎是唯一的贸易港，过后也设立丸山游廓。丸山最初容纳800多名游女，后来增加到1400多名。

在长崎，荷兰商船集中在出岛，游女是被允许进入外国人居住区的，去出岛的称为出岛行，而去华商集聚地的游女则称为唐行小姐（Karayuki-San）。随着日本禁止与荷兰通商，出岛行也就消失，唐行小姐成为唯一为外国人服务的游女，并逐渐成为日本海外娼妓的代名词。因此不论游女去上海或南洋，她们都被称为 “去中国”—— Karayuki-San字面上的意思。

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是娼妓的全盛年代，唐行小姐纷纷出国，前仆后继奔向西伯利亚、满洲、上海、香港、新加坡以及更远的陌生国度，她们被称为日本娘子军（Joshigun），由于活动范围以南洋为主，也被称为南洋姐，飘洋过海的南洋姐超过2万人。

尽管有些南洋姐被拐骗，过着非人生活，甚至客死异乡，但致富的也有不少，早期日本的外汇主要来自南洋姐，这也吸引更多少女投身为南洋姐。1900年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向外务省提交报告，指在香港的南洋姐，十人之中有六七人是征得双亲同意，有一人是被欺骗而来。日本的妓院也在同一年代蓬勃发展，当年有许多文字描绘日本妓院的繁华盛景，1678年的《色道大鉴》就列出当时25所游廓，也有不少以娼妓为题材的浮世绘。如此大规模的娼妓行业，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日本妓院最初落户马来街，1904年增加到109家，妓院也蔓延到海南街和马拉峇街。本地的日本人墓地有三座女性墓碑提到马来街，门牌为15号和24号，墓主是释妙智、柳珠以及田中浅濑。

■ 小石桩之谜团

在陌生的国度，南洋姐与妓院老板形成了互助的制度，墓地内有八座由二木氏所建的坟墓，不但坟墓漂亮，而且花钱请僧侣授予信女戒名，如此厚葬并非妓院老板有良知，而是妓女每月支付一笔钱，这种互助形成后来的共济会，会员每月须支付25钱。

在墓地内有300余根小石桩墓碑，原是木质墓碑，因年久失修而腐蚀，1915年共济会成立后募捐重建。这些小石桩多数只有一行人名，当中有数十坟墓名为精灵菩提，这是因为更换石质墓碑时，旧墓碑的文字已无法辨认或未留死者名字。南洋姐都向中介借钱出海，如此薄葬而且名字不易辨认，300多座坟墓一直被视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南洋姐。但逐一检查317根小石桩之后发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并非“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其中男性墓主有124名，女性墓主只有103名。

这些坟墓年代久远，对这些客死异乡的日本男子，似乎没有任何记载。尽管早期日本人以南洋姐为主，但墓地有明治年代的海军人员，小石桩墓主也有日本船员。事实上那时本地有不少日本渔民，他们并非本地居民，不过经常在这里靠岸，这些小石桩是否和这些海上讨生活的日人有关呢？由于日本坟场的记录不知所终，这些谜团已不易揭开。整个日本人墓地共有912座坟墓，但没有阴盛阳衰的现象，事实上，葬在这里的男性是女性的三倍。即使排除二战时期集体埋葬士兵的A和B坟区，C至F坟区共有349名男性，315名女性，性别不详者175名，男性还是比女性稍多。由新加坡日本人协会出版的《新加坡日本人墓地记录与写真》有所有坟墓的记录。

■ 民俗迥异造成的误解

日本人的坟墓，除了正面之外，两侧和背面也有会镌刻文字，不管男女绝大多数都会留下原名、祖籍甚至详细地址，有些还提到父亲或丈夫的名字。

《这里真安静》提到的妙鉴信女（D89)，俗名西原，明治37年2月3日亡，来自长崎县船大工町。有些墓主使用风尘女子所常用的艺名，有些甚至不回避妓院林立的马来街，可见南洋姐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小石桩主人都是身世凄凉的日本人，他们包括渔民或海员，由于后人过度宣扬南洋姐的悲惨身世，这些小石桩一直被误认为都是南洋姐的坟墓。有些南洋姐存有积蓄，因此能为自己建造高大的坟墓，花钱请僧侣授予戒名，但信女与南洋姐并无关联。有些信女是由其夫君立碑，以妙节信女为例，她原名春子，是郑源国的妻子，于昭和十二（1937）年去世，年仅26岁，是禁娼年代之后的日本女子。南洋姐人数不少，但被确认的南洋姐坟墓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资料来判断哪些是南洋姐，或有多少南洋姐。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当事人回忆南洋姐的遭遇，个别事迹或许是事实，但个别人的遭遇未必准确反映一个大时代。而余秋雨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中的某些推测，其实是因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因为广泛流传，反而被人们接受，当成了事实。

■ 武吉布朗之“余”风

南洋文学成果寥寥，余秋雨曾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有意思的坟地。可惜至今没有多少人认真从坟场挖掘史料，本地的日本人墓地虽引来不少文人墨客，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一些和甲午战争、日本阶级改革及历史事件相关的坟墓，始终不为人所知。

武吉布朗山也有两座日本女子和十余座日本特征的坟墓，同样与日本人墓地一样，低吟着一段段东瀛与南洋的陈年旧事。武吉布朗汇集中西方与本土之风采，涵盖南洋往来的痕迹，更反映中国之百年变迁，其中还交错着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蕴藏如此浓郁文史的墓地，可惜人们却对它欠缺了解。

武吉布朗是否需要另一股“余”风？让文人畅怀书写一段段的武吉布朗之生死恋，让电影人拍摄一部部的武吉布朗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