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至摄影模板
博文
丁学良：苏联的体制为何无法纠错？
||
作者：丁学良（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国家不应该遇到经济苦难，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联。
这三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干活，也不至于饿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坏本国经济，让它自然运转，生产出财富是水到渠成。
绝大部分都是本国产的三轮、拖拉机、破烂房车。到东欧方向去的人、车排了十几公里长，都带着各种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动一点，那么多人不知要挪动多久才能离开。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逃离？而且那些人大多是专业技能最好的国民，因为农民和文盲不会跑。
以上是我反思苏联的两个经验起点。
1991年政变中，红场上的坦克
政治极端主义
苏联崩溃的原因已被国际国内讨论过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两次刊发万字长文（见2001年8月16日头版头条《苏共亡党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点新角度反思。
苏联的垮台是整个系统的失败（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个局部更不是哪一两位个人。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描述该系统失败的原点，我将之归因于政治极端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是从1917年到1990年代末的一个基调，只在极少数时候才有微偏这个基调的做法和政策。
政治极端主义体现在这个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基本点就是：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阴谋、危险、破坏，你怎么办？那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为什么会这样？开始确实有部分事实支持这种观察和判断。
当年列宁从西欧回俄国参与十月革命暴动的领导，在整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他们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敌对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自己就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人，别人怎么会客气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们的，比如德国政府。所以那时有人说，推翻俄国旧政权的团体拿的是德国资助。
在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推行的激进政策，使中产和上层阶级原来的生活方式过不下去。当权者把一些贵族家族成员全部处死，包括儿童。“内外皆敌”的做法风行一时。
其实近代以来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暂时间处于类似的非常状态。凡发生这种紧急状态的国家，政府都有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是这之后该怎么办？
沉浸在这种特殊时期的政权有两大类。一类把这看做极其短暂的状态，尽力创造条件使它过去，尽快回复到正常状态。另一类像苏联，就是把紧急状态中的措施变得常规化了，这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病根。
为什么会常规化？有人说由于列宁死得太早。但我认为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
列宁有两句话很出名，其一，我们的革命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仅包括拒受旧法律的约束，也包括非常时期的一切严厉措施不拘泥于新法律。这是对内而言。其二，为了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可以和任何人联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这是对外而言。
如果是紧急状态下短暂实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谅解的。我读过列宁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日程安排，从欧洲回到俄国，到他变成新政府首脑，只有7个月。对他来讲革命胜利太快，是意外。后来的那些应急措施都由于胜利来得太快，而不得不仓促临时决定。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后来变得常规化了。
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对中国的政策全不顾正义只维护自己利益的大国，首推俄苏。
前苏联废弃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政治极端主义产生于非常时刻。一开始是出于惊弓之鸟的心理，而实际的内外威胁淡化以后，往往会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
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军工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克格勃。我读过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从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这两个集团是始终维护紧急状况下的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当年苏联党政军系统里许多人的回忆录、苏联学者的研究，绝大部分将问题追根溯源到这两个利益集团身上。
极有趣的资料来自苏联解体前最后两任克格勃的首脑，一个是克留奇科夫，参加了“八月政变”，后短暂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术、外语、专业都非常好，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垃圾？原来是把那些对他们最不利的都删掉了，留下的是对该利益集团最有用的东西。当社会出现有理有力的批评和诉求，他们要么就把这些删掉，说太平无事，体系完美有效；要么就把民间纯粹有关民生的批评和行动，弄成是敌对势力操纵、搞破坏。
1987年的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大楼
除了克格勃，还有军队与军备产业系统。军工利益集团也是不断地给最高决策层输送一个信息：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我们的武器远不够。他们隐瞒信息到了什么程度？
戈尔巴乔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实际军费。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问：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
答曰：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负责国防的，一个是负责军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收到的数据都打折扣。老戈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
所以说，那个系统为什么会崩解？根子是它的体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敌人和生死斗争，把这作为几十年来的常规状态，进而按此配置各种资源，最后才把国家给拖垮了。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问题是，几百年来很多国家都遇到过紧急状况，都不得已采取过非常措施，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不会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苏联却会？问题就在于纠偏机制的缺位，理性主义的纠正力量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列宁的时代要和后来的时代划分开。列宁时代有个基本规矩，只要是党内辩论，不管观点、建议、批评是什么，都合法，允许在党内公开争论。而且对说反对话者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把他地位降低，连开除党籍都不会发生，就是不让你做决策者而已。
如果苏联执政党一直保持这个规矩，就会有理性力量出来纠偏。异议声音能被及时听见，因为异议者绝不会坐牢、离婚、杀头。
问题在于，列宁死后这个最低安全保障没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们的老婆、亲戚抓起来后，别人来找他求情，他说：我也没办法，这是系统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托词，一半是现实。这个系统看到的都是敌人，所以在任何一个环节的操作上，都要从最坏的考虑出发。
苏共越来越保持高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党内不可能对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评，否则就会被定性为叛徒、奸细，西方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者。最低的惩罚是开除党籍，然后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后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
在这种状态下，理性主义的声音无法进入决策过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国家，也一定会有部分人的头脑清醒，否认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会要求对外制造和平，对内让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参与权。而在苏联这个系统内，这种理性主义纠偏机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相互指控：为什么你当年不提反对意见？为什么看到错误不提出来？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儿？
他们回答时都说：不敢讲话，私下都不敢讲，因为所有人都被监听，包括决策层。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得到控制，但党内官员还是不敢讲真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政治极端主义到了这种情况。
从克格勃诞生（即“契卡”）到最后，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契卡是复仇之剑，其特权是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处死怠工者、投机倒把分子、叛徒内奸特务。
在短暂的战争年代也许有必要，但后来常规化了。契卡的前两任领导都坐过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滥用权力，还没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没问题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们去世，后来的人发现手中的权力谁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极端主义背后都有利益集团，他们眼中没有祖国至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后来扩张到什么地步？苏共两个稍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你的胃口。赫鲁晓夫说了这点，得罪了一批人。后来老赫下台，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军队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的项目上，都想在量上超过美国和西方，他们的经济怎么受得了？苏联经济最后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难，少数工人农民出来请愿，又被当成阶级敌人镇压。正常社会里的理性纠偏环节，都被体制封闭死了，这才慢慢积累成系统失败。
说到底，核心问题是政治极端主义，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观存在的非常状况人为地常规化。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声音和纠偏的力量越来越弱化。
列宁去世后，这个渠道大体上被封。在各种内外真实威胁慢慢淡化、客观情况好转时，特殊利益集团又逐渐操纵了政治运行的关键环节，扭曲了决策过程，最后就导致体系失败；就像俗话讲的，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除非对这个体系失败的基本动力过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则它那辆车难以回头上正路。
转载自《江淳散文》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国家不应该遇到经济苦难，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联。
这三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干活，也不至于饿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坏本国经济，让它自然运转，生产出财富是水到渠成。
绝大部分都是本国产的三轮、拖拉机、破烂房车。到东欧方向去的人、车排了十几公里长，都带着各种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动一点，那么多人不知要挪动多久才能离开。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逃离？而且那些人大多是专业技能最好的国民，因为农民和文盲不会跑。
以上是我反思苏联的两个经验起点。
1991年政变中，红场上的坦克
政治极端主义
苏联崩溃的原因已被国际国内讨论过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两次刊发万字长文（见2001年8月16日头版头条《苏共亡党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点新角度反思。
苏联的垮台是整个系统的失败（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个局部更不是哪一两位个人。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描述该系统失败的原点，我将之归因于政治极端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是从1917年到1990年代末的一个基调，只在极少数时候才有微偏这个基调的做法和政策。
政治极端主义体现在这个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基本点就是：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阴谋、危险、破坏，你怎么办？那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为什么会这样？开始确实有部分事实支持这种观察和判断。
当年列宁从西欧回俄国参与十月革命暴动的领导，在整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他们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敌对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自己就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系的掘墓人，别人怎么会客气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们的，比如德国政府。所以那时有人说，推翻俄国旧政权的团体拿的是德国资助。
在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推行的激进政策，使中产和上层阶级原来的生活方式过不下去。当权者把一些贵族家族成员全部处死，包括儿童。“内外皆敌”的做法风行一时。
其实近代以来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暂时间处于类似的非常状态。凡发生这种紧急状态的国家，政府都有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是这之后该怎么办？
沉浸在这种特殊时期的政权有两大类。一类把这看做极其短暂的状态，尽力创造条件使它过去，尽快回复到正常状态。另一类像苏联，就是把紧急状态中的措施变得常规化了，这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病根。
为什么会常规化？有人说由于列宁死得太早。但我认为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
列宁有两句话很出名，其一，我们的革命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仅包括拒受旧法律的约束，也包括非常时期的一切严厉措施不拘泥于新法律。这是对内而言。其二，为了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可以和任何人联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这是对外而言。
如果是紧急状态下短暂实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谅解的。我读过列宁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日程安排，从欧洲回到俄国，到他变成新政府首脑，只有7个月。对他来讲革命胜利太快，是意外。后来的那些应急措施都由于胜利来得太快，而不得不仓促临时决定。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后来变得常规化了。
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对中国的政策全不顾正义只维护自己利益的大国，首推俄苏。
前苏联废弃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政治极端主义产生于非常时刻。一开始是出于惊弓之鸟的心理，而实际的内外威胁淡化以后，往往会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
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军工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克格勃。我读过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从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这两个集团是始终维护紧急状况下的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当年苏联党政军系统里许多人的回忆录、苏联学者的研究，绝大部分将问题追根溯源到这两个利益集团身上。
极有趣的资料来自苏联解体前最后两任克格勃的首脑，一个是克留奇科夫，参加了“八月政变”，后短暂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术、外语、专业都非常好，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垃圾？原来是把那些对他们最不利的都删掉了，留下的是对该利益集团最有用的东西。当社会出现有理有力的批评和诉求，他们要么就把这些删掉，说太平无事，体系完美有效；要么就把民间纯粹有关民生的批评和行动，弄成是敌对势力操纵、搞破坏。
1987年的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大楼
除了克格勃，还有军队与军备产业系统。军工利益集团也是不断地给最高决策层输送一个信息：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我们的武器远不够。他们隐瞒信息到了什么程度？
戈尔巴乔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实际军费。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问：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
答曰：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负责国防的，一个是负责军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收到的数据都打折扣。老戈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
所以说，那个系统为什么会崩解？根子是它的体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敌人和生死斗争，把这作为几十年来的常规状态，进而按此配置各种资源，最后才把国家给拖垮了。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问题是，几百年来很多国家都遇到过紧急状况，都不得已采取过非常措施，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不会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苏联却会？问题就在于纠偏机制的缺位，理性主义的纠正力量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列宁的时代要和后来的时代划分开。列宁时代有个基本规矩，只要是党内辩论，不管观点、建议、批评是什么，都合法，允许在党内公开争论。而且对说反对话者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把他地位降低，连开除党籍都不会发生，就是不让你做决策者而已。
如果苏联执政党一直保持这个规矩，就会有理性力量出来纠偏。异议声音能被及时听见，因为异议者绝不会坐牢、离婚、杀头。
问题在于，列宁死后这个最低安全保障没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们的老婆、亲戚抓起来后，别人来找他求情，他说：我也没办法，这是系统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托词，一半是现实。这个系统看到的都是敌人，所以在任何一个环节的操作上，都要从最坏的考虑出发。
苏共越来越保持高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党内不可能对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评，否则就会被定性为叛徒、奸细，西方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者。最低的惩罚是开除党籍，然后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后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
在这种状态下，理性主义的声音无法进入决策过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国家，也一定会有部分人的头脑清醒，否认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会要求对外制造和平，对内让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参与权。而在苏联这个系统内，这种理性主义纠偏机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相互指控：为什么你当年不提反对意见？为什么看到错误不提出来？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儿？
他们回答时都说：不敢讲话，私下都不敢讲，因为所有人都被监听，包括决策层。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得到控制，但党内官员还是不敢讲真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政治极端主义到了这种情况。
从克格勃诞生（即“契卡”）到最后，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契卡是复仇之剑，其特权是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处死怠工者、投机倒把分子、叛徒内奸特务。
在短暂的战争年代也许有必要，但后来常规化了。契卡的前两任领导都坐过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滥用权力，还没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没问题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们去世，后来的人发现手中的权力谁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极端主义背后都有利益集团，他们眼中没有祖国至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后来扩张到什么地步？苏共两个稍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你的胃口。赫鲁晓夫说了这点，得罪了一批人。后来老赫下台，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军队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的项目上，都想在量上超过美国和西方，他们的经济怎么受得了？苏联经济最后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难，少数工人农民出来请愿，又被当成阶级敌人镇压。正常社会里的理性纠偏环节，都被体制封闭死了，这才慢慢积累成系统失败。
说到底，核心问题是政治极端主义，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观存在的非常状况人为地常规化。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声音和纠偏的力量越来越弱化。
列宁去世后，这个渠道大体上被封。在各种内外真实威胁慢慢淡化、客观情况好转时，特殊利益集团又逐渐操纵了政治运行的关键环节，扭曲了决策过程，最后就导致体系失败；就像俗话讲的，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除非对这个体系失败的基本动力过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则它那辆车难以回头上正路。
免责声明：本文中使用的图片均由博主自行发布，与本网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博主进行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