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0年的一個禮拜天，我們當時正在教堂裏，聽說要打仗，心裏很痛苦。」朝鮮戰爭的親歷者李先生曾向BBC回憶說。北朝鮮軍隊在6月25日進入韓國，不到一星期，就拿下韓國首都漢城（現稱首爾）。

幾天后，北朝鮮軍隊開進位於朝鮮半島中心的原州，當時李先生一家就居住在此。"你可以想像到我們的恐懼。"

距離朝鮮戰爭的爆發已經過去70年，在美國它是「被遺忘的戰爭」，在中國它是「抗美援朝」，在朝鮮半島，這場戰爭造成的傷痕依然未能癒合。

70年過去，三八線附近仍然是全球矚目的軍事熱點區域。70年過去，當年站在朝鮮與韓國背後的兩個大國——中國和美國，經歷了破冰、融合，到再次走到針鋒相對的對立面，為這場還未結束的戰爭賦予了現實意義。

朝鮮戰爭爆發70年後的今天，有必要重溫一些歷史細節，為當前圍繞半島的大國博弈提供一份歷史註腳。

「我們大家那會兒對美國特別仇恨，大家說好不容易過上好日子了，日本剛侵略了一次，美國又來侵略我們。這次咱們不做亡國奴，咱們一定要參加『抗美援朝』，大家紛紛報名，沒有一個不報名的。」一位中共離休幹部曾向BBC中文回憶。

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抵抗侵略一直是這場戰爭的出發點。中國官方語境強調戰爭起因是美國支持的南朝鮮入侵金日成領導的北朝鮮共產黨政權，而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已經越過了三八線，威脅到中國的領土安全，因此中國被迫派出兵參戰。

這種說法從戰爭爆發的第一天就已經開始構建，北朝鮮稱，「南朝鮮李承晚軍隊越過三八線向北進攻，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動突然襲擊，這次戰爭是美帝國主義蓄意發動的，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來說，是抗美衛國戰爭」。

不過隨著停戰協議、中美建交、蘇聯解體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史學界普遍認為，是金日成在得到蘇聯同意和支持的承諾後，首先越過三八線，對韓國發動突然進攻。

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的阮銘曾向BBC中文表示，實際上當時斯大林跟金日成之間的約定，毛澤東並不知道。毛澤東質疑來中國談判的金日成，是否有能力打下韓國全境，如果美國介入並登陸怎麼辦。「但是金日成拿出斯大林跟他談話的記錄，毛澤東就想2比1，斯大林跟金日成說要打，那他就反對不了。」

金日成領導的朝鮮共產黨軍隊突襲南方，在戰爭最初勢如破竹，當年9月初幾乎攻佔朝鮮半島全境。但7月7日，聯合國通過決議組成由美軍指揮的聯合國軍幫助韓國軍隊予以抵抗，9月15日成功實施仁川登陸，一舉反攻，改變戰略態勢，金日成軍隊很快陷入絶境。

10月，聯合國軍北部戰線已經推進到中朝邊界的鴨綠江邊。

面對這種危機局勢，毛澤東感覺非常為難，阮銘回憶，「胡耀邦曾講，毛澤東在朝鮮戰爭時期幾天幾夜抽煙不睡覺，下不了這個決心。因為政治局會議上有人是反對的，另外對美國的意圖也不是很了解，後來主張打的佔了上風，周恩來就說，在門外打比較有利。」

緊接著，毛澤東又收到斯大林的秘電，要求中共出兵援助北朝鮮。

最終，戰爭爆發近4個月後，中國入局。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電令中國東北野戰軍改編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秘密入朝參戰。10月25日，志願軍打響了後來取得全面勝利的「第一次戰役」，因此25日被中國官方定為「抗美援朝紀念日」。

中國和美國，在朝鮮半島打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局部戰爭，但事後的諸多歷史材料顯示，這場戰爭存在諸多誤判。

就美國而言，參與戰爭的直接目的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時任總統杜魯門稱，如果任由共產黨武力入侵韓國，而未受到反對和抵抗，那沒有小國有勇氣抵抗強大的共產主義鄰國的侵略，那麼就如二戰爆發之前的局勢一樣，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就中國而言，即便參戰前夕，介入這場戰爭也是不情願的，因為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台灣，而非朝鮮。

阮銘回憶，「中國比較意外，因為中國當時的下一步是解放台灣，實際上毛澤東是這樣打算，老百姓心裏也是這樣想的，那麼突然爆發一個韓戰（朝鮮戰爭），毛澤東1949年去莫斯科跟斯大林談就是希望解放台灣，斯大林也答應了，實際上當時斯大林看起來還留了一手，就是跟金日成之間的這種（約定），毛澤東並不知道。」

直至近些年，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在紀念朝鮮戰爭的文章中也表達出類似的意見，「朝鮮戰爭之所以不可忘卻，是因為它發生在錯誤的時間。中國剛獲解放，百廢待興，還面臨著繁重的追擊殘敵任務，還有台灣和西藏問題亟待解決。不合時宜的戰爭徹底打亂了國內議程。」

約瑟夫·古爾登所著的《朝鮮戰爭：未曾透露的真相》 一書通過歷史資料認為，中國參戰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美軍在仁川登陸後，如果堅持最初的策略，打到三八線停下來，還原北朝鮮南下前的局勢，甚至，只讓南韓部隊越過三八線繼續往北進攻，戰爭可能都不會擴大。

中國政府曾反覆警告如果打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當時印度駐中國大使潘尼迦充當兩個陣營的溝通渠道。時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總參謀長聶榮臻通過他對美國喊話，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絶不會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來也向潘尼迦表示，美國越過三八線，「不會坐視不顧」。古爾登在書中披露，潘尼迦問周恩來，如果是韓國人越過三八線打過來呢？周恩來認為，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兒，中國不會動。

就在這些警告聲中，美國中情局則在報告中認為「中國人已決定不公開介入」。美國因此不顧這些警告，繼續北上，導致中國參戰，戰爭擴大。

基於這些誤判而爆發的戰爭，不禁讓人髮問，這場損失重大的戰爭究竟值不值得？

冷戰史專家沈志華認為，毛澤東在國內力排眾議堅持出兵的一個原因是要以此爭取斯大林的信任：說明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裏能夠擔當責任的一員。這樣才能讓中蘇同盟起到穩定新中國的作用。

如果這是中國參戰的目的，那目的顯然達到了，戰後蘇聯的援助源源不斷。中共剛剛建政，這一仗也客觀上提高其國際影響力。代價則是，這個剛剛成立不久的國家耗巨資參戰，國內的發展和穩定被大大限制，而且這一戰使美國回到東亞，「解放台灣」的日程也被擱置。

美國最初參戰的目的也達到了，即保住南韓政權。但之後消滅北朝鮮政權的目的未能實現，不過美韓自此建立軍事同盟，成為美國在東亞的戰略支柱之一。

很多人並未意識到，短兵相接的中美兩國，從未互相宣戰。

彼時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剛剛五年，參戰各方都默契地將其控制為「有限戰爭」。

中國軍隊是以「志願軍」名義赴朝，以示中國沒有跟美國宣戰。而美軍也以聯合國軍的名義，而非單一國家參戰。

美國意會到這點，為免與中國全面開戰，美國拒絶了蔣介石提出的出動33000人部隊進入朝鮮作戰的提議，因為「如果台灣的軍隊出現在朝鮮，北平的共產黨人就可能決定參戰」，所以「絶不允許蔣介石成為對中共戰爭的導火索，這樣的結果可能使我們捲入一場世界大戰」。

美國告訴蔣介石如果乘朝鮮戰爭之際「反攻大陸」，第七艦隊將武力阻止，第七艦隊甚至將靠近大陸的金門島等排除在美國保護之外。

蘇聯則完美地扮演了一場「代理人戰爭」的幕後角色，一方面對中國和北朝鮮提供各種支援，另一方面，嚴禁己方直接參與到戰爭中。在聯合國軍抵達三八線後，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援給予直接軍事援助，這一請求被斯大林擱置。

蘇聯揭秘的檔案披露，蘇聯的意圖是不直接參戰，把戰爭在朝鮮半島的範圍內擴大，使美國深陷對朝鮮的軍事干涉之中，也將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引向遠東。

美國接連誤判中國在朝鮮的參與程度，直到11月才承認中共軍隊在朝鮮的存在，並認為是小規模、防務性的。隨後美國發動「聖誕攻勢」，力圖在聖誕節前結束戰鬥。然而，中國軍隊發起第二次戰役，不到一個月將聯合國軍打退回三八線。第三次戰役後甚至退回漢城以南。

1951年1月13日，志願軍在連續發動三大戰役取得節節勝利後，聯合國軍提出停戰建議。

但這次誤判者輪到中國。毛澤東要求趁熱打鐵，指示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統一朝鮮半島。

沈志華曾向BBC中文表示，中國拒絶的原因是有兩個判斷失誤。第一，認為這個議案是美國人的陰謀，試圖利用和談喘一口氣。其實美國是被迫接受議和的，其目的就是希望中國拒絶，而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中國身上。第二，對敵我力量判斷失誤。

此時，中國志願軍與美軍的傷亡比例是0.6:1，而兩年後簽訂停戰協議時反轉為2.6:1。

如果1951年1月停戰，這場戰爭的規模將控制在半年內，中國則將僅以較小代價完成戰略目標。錯過這次停戰機會，使戰爭又延長了兩年多，並付出了數以十萬計的死亡代價。

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將這場戰爭描述為「一場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錯誤的戰爭」。對中國人而言，這一描述也未嘗不準確。

中國官方經常自豪地引用當時簽字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將軍的話——「我成了歷史上籤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以此暗示取得了這場戰鬥的勝利。

根據1999年出版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中國先後入朝作戰的總兵力近190萬人。

但雖然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爭的具體傷亡人數一直存在爭議，但無論哪種統計方法，都能顯示出中國參戰的慘重代價。

直到1953年7月27日宣佈停戰。中國最初的統計數字，在朝鮮戰場上陣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為148977人、負傷220218人，失蹤25621人及被俘21400人。

但近些年這一數字有所修改。2010年出版的中國《文史參考》又稱，共有18萬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中犧牲。

據美國方面統計，在朝鮮戰場上陣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為40萬人以上、負傷48.6萬人及被俘21839人。

相比之下，聯合國軍傷亡較輕，但也非常可觀。聯合國軍共死亡57606人，傷病115183人，失蹤及被俘6973人，總計179762人。 其中，美軍死亡54246人，佔外國軍隊死亡總數的94.16%。

在美國，這場戰爭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後來的越戰之間，規模和歷史影響都要小得多，因此也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

如果說這場戰爭有誰獲益，那麼日本必然在列。

朝鮮戰爭爆發後，時任日本首相吉田茂認為這場戰爭對日本來說是「天佑神助」。

日本經濟在二戰後一片廢墟，遍地焦土。1950年，仍在美軍佔領之下的日本正處於「經濟蕭條的邊緣」。

但日本的蕭條就此反轉，聯合國軍參戰一個月後，就在橫濱設置機構，開始從日本大量採購前線所需要的被服、軍用毛毯、作戰沙袋以及各種鋼材等軍需物資。從1950年到1952年底，美國的軍需物資採購額度達10億美元。

而這些戰時訂單，為復蘇中的日本工業創造了源源不斷的需求，後者可以心無旁騖地投資和生產。

戰爭後期，1952年，佔領軍司令部甚至允許日本企業生產兵器和彈藥，再加上修理車輛、飛機等業務，那些曾在二戰中生產戰鬥機、坦克等的重工企業得以東山再起。

日本獲得的戰爭紅利，並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結束。到1955年，包括間接軍需物資在內的總額度至少有36億美元。

美國訂單帶來的不僅是需求，還有美國的產業經驗，包括技術、工程和質量管理等，這些先進的經驗如一針強心劑快速注入疲弱的日本經濟，日本不僅在朝鮮戰爭期間就將經濟恢復到二戰以前，也為之後半個世紀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打下基礎。

政治上，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也因此從佔領與被佔領，變為盟友關係，並在外交上重返國際社會。

1953年7月27日在板門店簽訂的《朝鮮停戰協定》的主要內容是設立了軍事分界線，而交戰雙方各後退了兩公里建立一個非軍事區作為緩衝區，戰爭雙方停止敵對行動，遣返戰俘等。

此外，交戰雙方的武裝力量在停戰協定簽訂的12小時內停止敵對行為，72小時內撤出非軍事區。而在停戰協定生效後的60天內，各方將其收容的戰俘分批遣返，或交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處理。

雖有停戰協定，但雙方未簽署和平條約，因此朝鮮戰爭從國際法上來講並未正式終止，三八線地區仍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軍事對峙區域，不時發生小規模朝韓軍事衝突。

值得一提的時，當時南韓領導人李承晚反對下，韓國並未在停戰協定上簽字，不過韓國執行了協議的條款。

隨後的幾十年，朝韓兩國都曾單方面宣佈退出停戰協議。

1954年，韓國方面稱不再認為自己有義務遵守《朝鮮停戰協定》。

2009年，由於不滿韓國加入「防核擴散安全倡議」，朝鮮方面表示，停戰協定失效，朝鮮將不再受停戰協定的約束。

2013年，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表示，從3月11日起，不再承認停戰協定，朝鮮人民軍將處於「全面對抗戰」的凖備狀態。

2018年，停戰協議似乎迎來一些好消息。9月9日，韓國總統文在寅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簽署《平壤共同宣言》，承諾消除朝鮮半島的戰爭風險。韓國青瓦台首席秘書尹永燦甚至分析，事實上形同宣佈戰爭狀態結束，為朝韓互不侵犯提供保障。

但好消息沒有繼續執行的下文，並在2020年出現反轉。

今年6月，朝韓關係突然變得緊張，據稱直接原因是一些「脫北者」組織在兩國邊境通過氣球向朝鮮發送宣傳單和優盤。隨後平壤宣佈切斷和首爾的所有官方聯繫，幾個小時後，朝鮮炸毀了位於邊境小鎮開城的朝韓聯絡辦公室所在大樓。梨花女子大學國際研究副教授李雷夫（Leif Eric-Easley）表示，朝鮮方面炸毀聯絡大樓標誌著對朝韓合作的全面摧毀。

不同與朝鮮與韓國，過去70年，另外兩個參戰國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經歷了令人咋舌的轉折。

朝鮮戰爭之後兩國對峙近30年，1970年代隨著中蘇關係惡化，中美關係破冰。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兩國關係更加緊密，經貿關係密切，2001年在美國的幫助下，中國加入WTO，走上全球化的道路，並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中國用了40年時間，經濟總量發展到全球第二，從不及美國的零頭，到與美國旗鼓相當的水平。

而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看來，中國的政治體制並沒有像經濟一樣全面改革，當一個與西方迥異的龐大國家快速崛起，不可避免地爆發矛盾。

矛盾以貿易戰的方式首先爆發。同時，兩國之間"科技冷戰"的趨勢也被頻頻提及。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力量項目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說，中國企圖要在未來主要技術領域取得領先地位，諸如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領域，這是競爭的核心，因為中國在這些領域取得成功，就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主要強國。

根據BBC駐美記者報道，美國國防部現在認為，對付中國崛起成為美國在未來幾十年的主要軍事目標。

中美關係由密切合作，轉向互不信任，另外界對朝鮮半島局勢脆弱的平衡更加擔心——一旦朝鮮局勢突變，爆發戰爭，可能再次成為中美對抗的角力場。

更令人憂慮的是，考慮到中國當前的國力，第二次朝鮮戰爭的烈度和影響或許不會再是"被遺忘的戰爭"。

美國安全事務作者邁克爾·佩克（Michael Peck）在《國家利益》上發文說，一旦中美發生衝突，失控的風險很大，因為中國在過去的戰爭衝突中表現出迅速升級取得速勝的特點，即使在衝突過程中展開談判，往往也要等到在衝突中取得有利地位後。

喬治城大學安全研究項目學者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撰文稱，共產主義中國在衝突初始階段只有面對弱勢一方才願意建立溝通渠道，否則中國會切斷溝通，直到他們在戰爭中顯示了足夠力量後才考慮溝通。

雖然梅惠琳承認如今的中國已經不是從前戰爭時期的中國，中國現在的軍力超過鄰國，經濟也更融入全球市場，但是中共控制公眾輿論的能力低於毛澤東和鄧小平時期。因此，中國公眾輿論中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可能增加中國在衝突中妥協讓步的難度。